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汉语言文学综合考试试题

汉语言文学综合考试试题

文学概论1、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答案1: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文学作品往往被分为内容与形式两部分,尽管强调二者关系的辩证统一,但还是存在重内容而轻形式的倾向与偏颇.本文试图通过立足于人自身,立足于文学创作过程,引入“材料”、“形式化”等概念,重新思考和讨论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文学文本中,形式与内容二者相反相成,既存在张力又相互融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融为一体.[著者文摘]答案2: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作家、艺术家在文艺作品中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和表现形式。

内容包括经过作家、艺术家加工改造后描写在作品中的现实生活,和作家、艺术家对所描写现实生活的态度和评价等。

前者是文艺作品内容的客观方面,也称为生活内容;后者是文艺作品内容的主观方面,也称为思想内容。

文艺作品内容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即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在特定的作品中总是融合、统一为一体。

越是优秀的文艺作品,它的内容的两个方面越是高度有机的统一在一起,两个方面相游离的作品不可能是优秀的作品。

具体构成因素有题材、主题、人物、环境、情节等。

文艺作品的形式是作家、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客观表现。

它也包括两个方面:作品内容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由一定的物质材料形成的作品的外在形态。

当作品的内容还没有获得一定的艺术表现的时候,它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就还没有形成。

只有当作家、艺术家依据作品内容的内在逻辑对它加以组织结构,并给以一定的物质表现的时候,一部文艺作品才算最终地形成了。

形式的构成因素有结构、体裁和各种艺术媒体(语言、色彩、声音……)。

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一种对立统一、互相依存的关系。

作品的内容必须借一定的形式而存在,作品的形式只能是一定内容的形式。

马克思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一定的文艺作品的形式总是和一定的内容不可分的。

既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在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二者的关系中,作品的内容处于主导的地位,是作品的内容决定作品的形式,而不是相反。

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这种关系,表现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和文艺的发展过程中。

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总是光有一定要表现的内容,然后才考虑用某种合适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作家、艺术家采用什么文艺形式,从根本上说,是由作家、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内容决定的。

同样,在文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文艺作品内容的发展变化,也总是先于作品形式的演变,是作品内容的变化引起和决定作品形式的变化。

社会生活的变革,首先反映在文艺作品的内容上,新的内容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艺形式,于是新的文艺形式就取代旧的文艺形式。

这是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

当然,无论是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或文艺的发展过程中,在内容对形式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形式反过来对内容也不是消极和被动的,而是有着重要的反作用。

具体的表现是:当形式适合于所要表现的内容时,它就会使内容得到充分的表现,就能增强作品的艺术力量;相反,当形式不适合所要表现的内容时,它就会损害作品的内容和作品的艺术力量。

文艺作品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是文艺作品形式的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文艺作品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还表现在形式在文艺发展中的继承性,以及同样的内容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文艺形式去表现,等等。

文艺作品的形式,是文艺学和文艺美学中与文艺作品的内容相对的又一个基本范畴。

在具体的文艺作品中,文艺作品的形式还应该包括以下的构成因素:结构、体裁、不同的“艺术语言”(在文学是语言,在音乐是旋律、和声等,在绘画是色彩、线条……)等。

古代文学1、士阶层——散文论辩?答案:士的兴起与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转化而来的士,成为此期活跃于政坛及思想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九流十家”,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代表。

2、西汉——史记?答案:西汉今文经学对《史记》本纪写作的影响:西汉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今文经学的兴起,从此,中国思想史进入了所谓的“经学时代”。

汉代文人在战国至秦所出现的欲求统一诸子思想的趋势之下,也曾进行了多种探索。

如汉初“黄老之术”的运用,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旨》,以及《淮南子》的编篡等,都是在力图为统一的国家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方针,以及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寻求一种哲学上的支持。

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在经济政治上达到了极盛,与之相适应,在思想上出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思想领域对战国诸子以来纷乱状态的统一。

《史记》的成书,正是处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背景之下,学术界对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儒家还是道家一直存在争论,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背景下,在黄老之术和今文经学所体现的新的思想特征下,儒、道本身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司马迁的思想就变得异常复杂。

从《史记》中所提到的有关董仲舒及其思想的内容来看,司马迁对今文经学是颇为认同的,在其写作《史记》的过程中,也时时体现出今文经学对其影响。

司马迁对今文经学的接受,集中表现在对《春秋》的态度上,他赞同今文学家提出的《春秋》欲代周而作新王,建立后世统治法则的写作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讲道:上大夫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1]3297这是今文经学对孔子作《春秋》的目的的看法,认为孔子看到周室衰微,周的王权己逐渐被颠覆,从而想通过《春秋》,树立新的治世的法则,即所谓“当一王之法”。

所以,司马迁在接下来的回答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 [1]3294表明自己无意象孔子一样,对历史和现实政治做出正误的判断,但是,从他前面所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 [1]3296结合其“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来看,他正是把自己写作《史记》放在了与今文学家所认为的孔子作《春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上来看的。

“成一家之言”,则尤其体现出这一特征。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引叔孙豹的话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2]这里司马迁所表现出的,正是欲以“立言”为手段,以达到“不朽”的目的,而孔子,则是这一理想的实践者: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1947其以《史记》比义于春秋是显而易见的。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

……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

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

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3]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也完全接受了今文经学家们对孔子及《春秋》的看法: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

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1]1943这里的“据鲁,亲周,故殷”,与前面所说的:“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即今文经学家“亲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的观点。

“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即指出了其对后世政治的纲领性意义。

此外,司马迁对《春秋》的社会功用,也有与今文经学家相同的观点: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1]3298司马迁在这里对于《春秋》的评价,完全来自董仲舒。

《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中,董仲舒对于《春秋》有这样的话: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

其为切,而至于杀君亡国,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也。

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

故或胁穷失国,掩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4]160由此可见,在认为《春秋》是“长于治人”之书,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上,司马迁完全接受了今文经学家对《春秋》的解释,他把自己写作《史记》和孔子作《春秋》联系在一起,以“成一家之言”为最终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高目标。

尽管他自己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1]3297”但在《史记》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则正是《春秋》“采善贬恶”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在《史记》的十二本纪的写作中,今文学家的历史观也有着集中明确的体现。

首先,在十二本纪中,对于历代帝王世系的叙述,体现出今文家“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念。

在今天看来,所谓黄帝、尧、舜、禹,不过是远古中原氏族的首领,直至殷商时期,王权也并不如后世那样集中。

但《史记》从《五帝本纪》起,便树立了一个天下共主的形象,并以夏、商、周的祖先归入黄帝这个宗族系统。

作为黄帝之后裔,则为每一朝代的统治从血统上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解释,为王权的集中设置了一种历史传统。

汉兴之后,至武帝朝达到极盛,这时,如何进一步加强帝王的权威,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便应运而生。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