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律师辩护业务
摘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内容作了重大修改，对于保障处于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增加侦查活动的透明度，加强了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和监督，针对检察机关公诉案件诉讼中程序运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给律师辩护业务增加了新的挑战机会。

关键词：辩护职能、辩护权、适时介入、证据。

一、应对侦查程序的挑战。

侦查阶段被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诉讼地位就应当是“辩护人”。

公安机关的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程序，对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收集相关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

侦查终结后对于其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在传统的侦查观念中，刑事侦查是高度机密的工作，对外严格封锁，几乎在对外完全封闭状态下进行。

律师根本不可能介入侦查程序，直到案件移送审判后律师才可受聘或者被指派作为辩护人介入诉讼活动。

尽管1979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律师在公安机关侦查立案后律师有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利，但设限重重，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严重影响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履行辩护职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实现这一权利，该条还要求“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
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从而使侦查阶段的律师回归“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不仅如此，第36条还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可以看出，其中既有程序辩护的内容，也有实体辩护的精神。

这就为侦查阶段的律师名正言顺地履行辩护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

基于此，从刑事辩护现代法治涵义的角度看，刑事辩护的内容包括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两个方面。

只要认可这一点，那么，侦查阶段被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诉讼地位就应当是“辩护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

即使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的律师既可以从程序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从实体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前者如，当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或超期羁押的时候，律师有权向办案机关提出交涉，要求依法纠正，也可以受委托代理犯罪嫌疑人对刑讯逼供提出控告。

后者如，当确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案时间，不可能到过案发现场，律师就有权向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指出有关事实和证据，要求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多数人对于侦查程序中的律师也应当是“辩护人”的观点已经接受，需要做的是从法律上对此加以确立。

2007年修改的律师法虽然在律师辩护问题上对以往的规定作出了很大的修改，但在这个问题上，囿于它的法律性质没有直接明确地进行修改，只是含蓄地留下了伏笔。

该法第33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
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在这里没有把律师区分为侦查阶段的“律师”和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的“辩护人”或“辩护律师”，而是统称为“受委托的律师”，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这实际上是期待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最终明确侦查阶段的律师也是“辩护人”。

二、应对量刑程序的挑战
在刑诉法的修改当中对量刑有了新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

”看似简短的条文，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辩护业务提出来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一是公诉机关在法庭上针对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与定性提出量刑建议，这将直接影响到法庭对犯罪嫌疑人刑罚的期限，这就要求律师在办案当中要强化量刑的意识。

这种意识在具体诉讼行为当中是要有所表现的。

比如说在受理后要加强对细节的查阅，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一贯表现、身份、作案动机方面。

在讯问当事人要加强这些细节的讯问，在答辩词中，要对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幅度的问题。

明确辩护的意见。

二是让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和法院判决相差不是太多，既站在情理法的基础之上，提出司法建议，得到法院裁判支持。

三是在司法改革和新刑诉法贯彻落实当中，需要律师在法庭量刑辩论当中提高各方面的能力。

研究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机制，从而提高量刑辩护的水平和质量。

四是要对案件当中被告人的
主观恶性、从严从重或从轻减轻的情节等进行综合分析，在科学评判基础之上依法提出律师的量刑建议。

五是要客观全面看待量刑建议与法院判决之间的差异，要充分尊重法院的判决，同时又要加强对法院判决个案以及类案的研究，充分掌握法院在量刑方面的规律和特点。

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挑战
将非法证据排除规章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无疑对于我国证据规则的缺失，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民生化、法治化得必然选择。

但是，由于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的一些重大缺陷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偏差，难以剔除刑讯逼供或者其他违法取证的行为。

新刑事诉讼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完成了从轻程序到实体与程序并重执法理念的转变，一方面，司法机关加强了执法规范化建设，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着力提升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水平。

在执法办案中，既要全面收集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各种证据材料，也要收集证明自身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材料，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尽量减少执法过程不规范、不文明现象的发生。

二是从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执法理
念的转变，坚决纠正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罪轻证据收集的陈旧做法，依法全面客观收集各种证据材料，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从依赖言词证据定案到依赖物证书证等科技证据定案执法
理念的转变。

要切实改变依赖人证的办案方式与做法，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司法证明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对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的收集，提升司法证明能力与水平。

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律师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启动司法解释工作完善相应的程序规定，充分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

明确违法取证手段的范围。

将刑讯逼供限定为使用肉刑或变相使用肉刑的范围；将暴力取证界定为使用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获取证言；将变相刑讯逼供严格限定在与刑讯逼供具有同等性的其他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范围内。

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规范审讯方式方法，通过宣讲政策法律、进行政策攻心或者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所取得的证据，以及通过承诺一定的事项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不宜列入非法证据的范围；建议明确每次审讯实践最长不得超过16小时，两次审讯间隔实践不得少于8小时的规定，充分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在排除非法证据过程中，律师可以听取犯罪嫌疑人关于侦查取证是否合法的意见，要求侦查机关提供侦查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材料，必要时可以主动调查核实，依法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

律师作出的排除非法证据建议，应当具有法律效力。

四、应对提供法律援助的挑战
从刑事诉讼实际运行的情况看，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
还相当低，一般认为不到30%。

这意味着7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律师辩护。

同时，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比较低，自我辩护的能力也很弱。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可以分为酌定援助和法定援助两个方面。

酌定援助是指对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由于对这类案件的援助要求是“可以”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称其为酌定援助。

也就是说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决定是否指定法律援助律师。

法定援助则是指对于下列三类案件，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被告人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其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其二，被告人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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