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论文人类社会论文：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当前，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依然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
尤其是这一理论所预设的“自由平等个人”和“私有财产权”等理念经由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日益深入人心，在此情势下，考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不过，对于一些常识性概念进行不断省察不仅是保持观念敏锐性的需要，还在于立足新的思想语境批判我们曾确信的价值观念，看它们是否需要修正或改变。
“市民社会”正是属于需要重新反省的重要词汇之一。
本文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10条出发，试图探寻关系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与其实践唯物主义变革的关联；二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与其历史性观念的关系；三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与其“人类解放”的价值关切。
一、市民社会批判的三条进路：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论批判是实现其从“旧唯物主义”向“新唯物主义”变革的一个关节点。
在这里，“新唯物主义”内涵直接与其所指向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相关联。
于是，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批判市民社会并走向以人类社会作为其思想立足点的。
根据《提纲》的整体语境及随后文本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是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从而重建一种新哲学观。
以往学者根据《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把“实践”、“历史”等范畴作为马克思思想革命的基础，而没有关注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进而走向人类社会的思想维度。
实际上，正是划清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在批判市民社会基本理路上的差异，才使得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关于未来社会的建构更加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正如泰勒所言，黑格尔“主张‘伦理’应居于优先，并且有一与此相关的共同体概念，亦即认为共同体是一个‘伦理实体’，是人所必须参与的一个精神生命”。
在黑格尔那里，通过重构并确立“伦理实体”是扬弃市民社会的异化和分裂的必然道路，也是实现人类团结的重要基础。
黑格尔的批判具有主要的思想价值，一方面，他不是简单地拒斥市民社会，如柏拉图主义者那样悬设一个空疏的理念存在，而是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一个差别的阶段，并且以其已经达到的特殊性的中介作用(个人的需要、自由和对共同体利益的关切)为现代国家奠定基础。
最终，“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本身中保存着这个统一”。
如果说，黑格尔以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超越，那么费尔巴哈由于缺少能动的“实践”观念，只是以“直观的唯物主义”及“类”概念完成了对市民社会单个人的直观。
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巴哈并不是不讲批判和实践，他在批判宗教异化了人的本质的过程中，多次运用“实践”概念，但是我们看到，费尔巴哈的实践乃是一种抽象的、本质主义的“爱”，“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所认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诸多差异，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大不相同，但是两者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试图把现实的市民社会的分裂和矛盾加以“伦理式”解决。
在黑格尔那里是“伦理实体”的国家，在费尔巴哈那里是“爱”的力量。
马克思在洞察到两者不足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观的重要变革。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纲》、《德意志意识状态》等文本是马克思完成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批判的集中体现，经由这些集中、全面的批判，马克思才确立了批判市民社会走向人类社会的“新唯物主义”。
在黑格尔“理念”地扬弃“市民社会”的地方，马克思却主张回到“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用“观念”保存“市民社会”中的个体性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却果断地批判“市民社会”中分裂的个体性存在方式；在黑格尔用“伦理实体”实现对“社会生活”的“重建”的时候，马克思却从“社会生活”本身出发来构想“理想世界”。
究其根本原因，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实质是对“现实”的一种“消极”承认。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
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
”于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实现了对“理论”的现实化理解方式，也使他能够看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
塞林格曼认为，“如果说黑格尔试图在作为实存的和伦理的(普遍的)实体的国家中‘解决’市民社会问题，那么马克思可以说是试图在市民社会内部解决其问题”，这一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市民社会批判思想的区分是准确的。
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最集中的一点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无法实现对社会生活(市民社会)的全面改造和超越，而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基础上他确立了能动的“实践”、现实的“个人”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思想。
与费尔巴哈把“个人”淹没在无声的“类”中不同(《提纲》第六条)，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这些“现实的个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孤立的存在或无声的“类存在”。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象自己的。
”“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和统治秘密的重要体现，创造历史并推动历史进步的“个人”，却被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奴役”和“剥削”，揭示这一秘密，经由“现实的个人”打破一个旧社会并创造一个“自由个人的联合体”才得以可能。
二、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历史性思想的确立马克思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思想的批判另一重要思想成果是确立了“历史性”的思想观念。
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联结起来，从而呈现出了更丰富的思想内涵。
在“现代性”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形态都是“历史”地产生的，都是具备一定历史条件后才得以存在。
在“反现代性”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重点解析了“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命运即“必然灭亡”的命运。
在“重建现代性”的意义上，马克思则把超越市民社会进而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历史”形成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
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语境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性”存在，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的生存状态只是一个暂时的“社会生活”样式。
在反省现代性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市民社会”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效果，资产阶级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却无法控制它的创造物。
马克思认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非“永恒”有效，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一关系将成为其继续前行的“桎梏”。
可以说，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合理性的质疑，以及对其宣扬的“永恒正义”的批判，使得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历史性”维度得到极大的丰富。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历史性”观念在反思资本主义体制时得到了鲜明体现。
这一观念表明，资本主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验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发展历程，看到了其“历史”进步性。
马克思也在此意义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个人”比以前具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空间和自由选择权利。
当一些人主张回到“前资本主义”状态下的“公共生活”时，马克思却反对“原始”的“丰富”，认为那种社会形态下，“个体”独立根本没有得到尊重，因此，“回归”只是一种美丽的“幻想”。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
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
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
”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虽然个体依然受到外在的“物化”的社会权力的支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比起之前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奴役关系来说依然是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个体的独立自由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打破“人身依附纽带”、“血缘差别”和“宗教压迫”社会关系上面体现出来的“历史”进步性。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关系依然存在，个体的独立和自主依然受制于“物化”了的社会关系。
因此，对“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揭示，成为马克思批判并超越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环节，也显现了其“社会”概念的另一种“历史性”向度。
“这些外部关系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了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
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
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进步”与“统治”、“消解”与“建立”，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辩证立场鲜明体现在他对“社会”概念的理解上。
也因此，马克思把推翻资本主义“抽象”的“物化”社会关系作为自己毕生的思想使命。
三、“人类解放”及其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如何实现对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与超越，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思想探索和实践诉求。
前面我们指出，市民社会不仅包含经济意义上的财产权，而且伴随着对个体自由平等权利的承认和发展。
在此意义上，市民社会批判不仅要从基础性的财产关系出发探寻未来的道路，而且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确立的“政治权利”作出回应。
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超越和重建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对政治解放的历史性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
马克思同时也对“政治解放”的成果给与了积极评价，他认为“政治解放”实现了现代国家与宗教神学的分离，人通过政治变革从宗教中解放了出来，转入到了作为一种特殊性存在的市民社会领域中，进而也获得了有限的个体独立性，“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范围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别人共同行动的；它构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市民社会、利己主义领域的精神。
它的本质所表现的已经不是共同体，而是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