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６【文艺评论】刘庆邦的创作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差不多持续了２０年的时间。

尽管刘庆邦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小说，但他并未成为大红大紫的作家。

直到目前仍未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然而在对刘庆邦近几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进行阅读之后，我认为，不仅相对于河南文坛，而且相对于全国文坛而言，刘庆邦都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作家。

刘庆邦有一种超乎于直接功利之上的平常心，十分执著地以小说的形式表达着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对于世俗人生与隐秘人性的真切关怀。

认真阅读刘庆邦近几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之后，一种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作家对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深入而持久的关怀与表达。

刘庆邦最可贵的一点便是始终没有游离于中国最广大的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外，他总是与自己笔下的表现对象同呼吸共命运，总是以自己的心灵去真诚地体味他们的离合悲欢，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认为只有将刘庆邦的小说这种难能可贵的底层关怀放置到当代整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才能准确地衡量界定其价值的重要性。

我们注意到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便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十分突出的个人化、贵族化、都市化的特征。

那些真正大多数的挣扎于生存线上的下层民众苦难的生存境遇，正在逐渐地淡出作家们的表现视野之中。

在当今文学底层形象极度匮乏，崇尚富人成为一种强势时代精神趋向的情况下，刘庆邦却始终远离日益喧嚣的财富和权力，保持着良知和忧患意识。

他对穷人不离不弃，深入幸福生活的背面，眼光投向贫民窟，从弱势群体那里充分获取了批判性的养分和生活的激情，成为社会底层形象的代言人。

作家写作过程中，自我和潜意识当然很重要，但同时必须强调写作必须穿越自我走向他人。

而这也就意味着，作家并不能仅仅把目光投注于一己的私人世界，而是应该把自己关注的视野更多地投射到外在于自身的更为广阔普遍的社会生活当中去。

尤其是对作为弱小群体存在的下层民众的艰难的日常生活状态与苦难的生存境况的关注和表现。

刘庆邦始终保持着忧患的情怀，他在创作中坚持提炼穷人人性中的诗意，提炼穷人高尚、纯洁的善的观念，使坚持尊严成为支撑社会底层人的生命力量。

这种底层尊严的有关主题书写体现了有关文学和有关人性的双重道义感和勇气，形成了刘庆邦广义的人道主义情怀。

虽然说别的一些作家偶尔也会有具有底层关怀的作品出现。

但如刘庆邦二十年如一日地始终将自己的小说写作定位于底层关怀的小说家确实是不多见。

仅此一端，便可看出刘庆邦的小说写作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下面我们来具体进入展示给读者的那些充满艰难的底层日常生存景观以及他对美好人性的挖掘。

正如刘庆邦所说：“美感源于爱，对自然的爱，对生命的爱，对生活的爱，一个人的心里鼓荡着爱，一朵花、一棵草、一片云、一滴水里都能看□闫建华卑微人生的关注美好人性的挖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７）摘要：刘庆邦是中国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短篇小说大家。

他的小说善于取材平凡生活的卑微人生，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

当下的文坛总是以富人形象塑造为中心，文学创作的底层意识淡薄，而刘庆邦却作为底层形象的代言人，注重其社会底层尊严的书写，显示了当下文坛的人文关怀精神。

在刘庆邦的底层书写中，他是以对生活的温情与理解去追求人性的闪光点的，充分展示底层民众的尊严和价值。

他的关怀底层大众的写作有助于改变当下文学对于底层人物关注不够的现状，大大提高文学的精神品位。

关键词：刘庆邦；底层关怀；人性；人文关怀〔中图分类号〕Ｉ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５４７（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８４－０３———透视刘庆邦小说的底层关怀【文艺评论】出美好来”〔１〕。

他以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写出了那些“对美的挖掘”的作品，充分发掘和展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和矿工身上的美好人性。

如《小呀小姐姐》中对小姐姐形象的塑造就是这样。

小姐姐有个罗锅弟弟平路，这个弟弟身上背了一座拱桥，“路不能走，桥不能翻，只能用细细的胳膊撑着光屁股在院子里挪来挪去，几乎是一个废人了”，母亲愁平路的将来，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路儿，你死了吧”，每逢此时，弟弟不说话，眼里却充满了泪花。

这一切姐姐都看在了眼里，她同弟弟一样，此时眼中充满了眼泪。

于是，她在割草的前夕和在汉巴流水的割草之后都会逗弟弟玩，教他唱儿歌给他头上扎石榴花，在地里割草还不忘给弟弟捉蚂蚱———用自己的情感去抚慰弟弟。

因为对弟弟一句话说重了而使她心中万分痛苦，决定背弟弟出村到田野中去。

使从未出过门的弟弟走进自然，满足弟弟对生的渴望。

在路过学校门口弟弟遭到了一群小孩嘲弄时，她以自己的威严逼退了小孩儿，捍卫了弟弟的尊严。

弟弟病危时，她想弟弟爱吃鱼，于是跑到池塘给弟弟摸鱼儿。

由于太专注而涉入水深处沉入水塘……。

小说以小姐姐对弟弟的情感变化结构作品，写了姐姐对弟弟的亲情但却又超越了亲情，十分感人地写出了小姐姐对弱者悲悯和对生命的无限呵护与尊重，写出了一个农村女孩善良纯洁的内心世界，给我们塑造了一位集女儿性、母性于一身的农村小女孩的形象，氤氲出一层暖人的色彩。

《梅妞放羊》给我们打开的是另一页抒写人性美的画面。

不仅写了一个儿童的梅妞，而且还写了一个女人的梅妞，一个母亲的梅妞。

让我们在女性的温爱和无奈中感受到一种旷古、悠远、凄美的柔情。

作者把自然的美丽、生活的温馨、青春的萌动、母性的觉醒……这种生命情感，通过一个少女的诗性感悟，以柔美的情感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平凡人生中美好的一面。

席勒曾指出，人的天真状态，人同自然和外界和谐与平和的状态，“不仅在人类文化开始以前是存在的，而且是人类文化———如果它有一定的倾向———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２〕不管刘庆邦有没有这样的自觉，他的一系列作品都似乎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向往与憧憬，并对乡村美好人性的呼唤与赞扬。

然而，刘庆邦的小说不仅有着突出的底层关怀倾向，而且在他的底层关怀中还有一种对于深层人性的深入的触摸与剖析。

舍弃了这一点，刘庆邦很难被看作是一位优秀的小说作家。

刘庆邦曾说：“文学的本质是劝善。

我们创作的目的主要就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希望改善人心，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

”〔３〕的确，几乎他的每一篇小说都从细微中见真情，用温柔、明快的笔调抚摸我们受伤的心灵。

如《草帽》（载《中国作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也是在对底层民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绘中，把“他人意识”强调的极有感染力量。

两位“好的就差伙穿一条裤子”的女子刘水云和马金织，同时发现她们的当矿工的丈夫每天早上都到井口那个比自己漂亮的女人蓝翠萍的馄饨摊儿吃馄饨，便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探试男人是否对自己变了心。

马金织劝丈夫赵明去尝尝别家的馄饨是不是比蓝翠萍的好吃，丈夫依然去端翠萍的馄饨碗。

刘水云用的是另一种方式，她闭口不提别去吃馄饨，却悄悄起大早给丈夫包馄饨，丈夫说好吃，刘水云就让丈夫梅玉成多吃点省得到外面吃；可刘水云接着就发现，丈夫照样还去吃蓝翠萍的馄饨。

刘水云这位不乏想象力的好女人开始把事情想的过于悲哀了。

因为她知道近日矿区的风气不好，不三不四的女人多了，“世界正方兴未艾地花下去”，要是花来花去到自家人头上，不知如何是好？是梅玉成猜出了妻子的心事，把原委全部讲出来之后，刘水云愧悔难当般地把脸埋在丈夫怀里，她恨自己心眼太小，差点误解了自己的丈夫，差点辱没了丈夫班上１２个伙伴金子般的心。

蓝翠萍是不久前在井下事故中惨死的矿工小范的妻子。

小范是农民轮换工，吃青春饭临时在矿上做活，是矿上的过客，蓝翠萍和３岁的女儿也只能是小范的人而不是矿上的人，小范一死，蓝翠萍母子断了生路，蓝翠萍哭的昏死过几次，是想和小范一起走的。

到井口卖馄饨是队长梅玉成和赵明几次做蓝翠萍工作的结果，为的是给她一条生路，为此，班上１２个兄弟有一个谁也不准对外讲的约定：为了让蓝翠萍的生意支撑下去，班上每人每天都要吃蓝翠萍一碗馄饨。

刘水云埋怨丈夫为什么不早把实情告诉她，她也会去帮助蓝翠萍的。

丈夫说，蓝翠萍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她要是知道了掘进队的人是约好了去吃她馄饨，说不定她就不去卖馄饨了。

刘水云把底情告诉马金织时，两个女人眼泪都流了下来。

于是蓝翠萍的馄饨摊又多了两个吃馄饨的女人，这两个女人还帮她洗碗端馄饨干什么的，后来的事情有些悲凉。

煤矿也给工人放了假，掘进队的一些人虽然不上班了，但他们还在“庄严地上着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班”，每天必到蓝翠萍馄饨摊吃碗馄饨。

也许是因为有人不小心走漏了消息，也许是蓝翠萍自己觉察了出来，终于有一天，她知道了掘进队矿工在井下订的不成文的约定。

使“这位矿工２００６．６妻子顿感五内沸然，痛苦一场”。

哭过之后，蓝翠萍再也没有去井口卖馄饨。

虽然仅仅是一个卖馄饨的场景，但刘庆邦却在这样的场景描写中成功地表现了几位人物相当复杂的内心世界，因而也深刻地剖析了他们的人性世界，的确堪称独到而精致。

作家把爱情、友情和工友情谊互相衬托着加以表达。

刘庆邦善于挖掘人性的闪光点，体现真善美，给人间一点希望一点温暖。

善于挖掘他们照亮社会的些微价值，展示出贫民尊严的价值和力量的光彩。

在他的小说《灯》、《种在坟上的倭瓜》、《谁家的小姑娘》、《鞋》、《响器》等都通过主人公所做的一些富于爱心、富于同情心以及热爱劳动、热爱生命等来赞美他们身上所闪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和美好，歌颂他们那纯洁而又善良的优秀品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庆邦的小说创作，充分体现了一个站在平民立场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真善美”的真切向往和对于“假恶丑”的冷静批判的人文主义态度。

有人说：“一个作家如果不为人类的罪性感到震撼与失望他就成不了有深度的作家”。

〔４〕刘庆邦正是这样有深度的作家。

在他眼里，农民身上尽管有小生产者的偏颇与狭隘，但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淳朴、善良、真挚才更是值得作家去关注的。

再比如他的《神木》（原载《十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都在写恶，对人性恶的揭露和鞭笞。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文章结尾有了突破，相当深刻地写出了人性苏醒和良心的发现。

而且，这个人物的良心发现与人性复归，不是外部的道德教化与社会强制改造，恰恰是从他谋杀对象———年轻打工者身上感知和感悟的。

年轻打工者的经历、家庭遭遇和他为寻找失踪父亲、给妹妹挣学费的两点理想追求，震惊和逼使罪犯向自我发出质问，使他的人性、良知复苏了。

他留给世界的最后愿望，以自己之死换取两万块钱，嘱咐年轻人回家好好读书。

正如一位诗人所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可以看出作者努力所要揭示的依然是人性的发现，人性善的赞美、高歌。

呼吁我们对人类的健康人性、美好人性的敬重、呵护、期望的深情，而绝不会是魔鬼般狞笑着拿人性开涮。

其实在刘庆邦的小说世界里，更多的还是对一种美好人性的描摹与展示，这样一种美好的人性当然是在作家所关注的底层民众身上体现出来的。

但在别一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刘庆邦小说中同样有着突出表现的不合理社会现实存在的缘故，所以他笔下的这种美好人性也就闪耀出了某中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