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文2009年第5期(总第332期)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3董秀芳提要　本文对汉语历史上由于句法演变所引起的词汇化的几种情况做了分析。

实词功能的变化、虚词功能的变化、词序的改变等都有可能促使相应句法结构中的某些形式发生词汇化。

不过句法演变并不是发生词汇化的必要条件。

由句法演变所引起的词汇化和与句法演变无关的词汇化是可以分辨的,二者具有一系列不同之处。

关键词　词汇化句法演变虚词1.引论这里所讲的词汇化是指由非词形式变为词的历时变化(董秀芳,2002)。

这里顺便说一下概念名称的问题,同样是指这一现象,在文献中有人使用“词化”这一名称(包括董秀芳2002也在一些章节中使用过“词化”,比如用了“词化程度”的提法)。

那么到底是用“词汇化”合适还是用“词化”合适呢?有人可能会觉得“词汇”是指词语的总汇,是个集合概念,说“词汇化”不如说“词化”更合适。

而且,“词化”是双音节,更符合汉语复合词的构词主流。

笔者主张采用“词汇化”这一术语,现在这一术语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我们采用“词汇化”这个术语,不仅仅是从音节数量和内部构造上对应于“语法化”这一概念,而且也有意义上的考虑。

正像语法化是指非语法性的(non2gra mmatical)成分变为语法性的(gra mmatical)成分或语法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语法性较高的成分,词汇化指的是非词汇性的(non2lexical)成分变为词汇性的(lexical)成分或者词汇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词汇性较高的成分。

在语法化和词汇化这两类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是某个形式(或范畴的)语法性或词汇性的程度,而不是语法或词汇,因此“语法化”(gra mmaticalize/gra mmaticalizati on)和“词汇化”(lexicalize/lexicalizati on)这两个术语中的“语法”(gra mmatical)和“词汇”(lexical)都是形容词性的词基(base)①,词缀“化”(对应于英文的2ize或2izati on)的作用是使一个形容词变为动词或进一步使该动词变为名词。

而且,用“词汇化”这一术语比用“词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涵盖“习语化”(idi om ize/idi om izati on)这样的现象。

习语化指的是由短语等非词汇性单位变成习语(idi o m)的变化,习语不是词,但却是具有词汇性的单位,很多词汇化过程的第一步或说初级阶段就是习语化,即先由自由短语变为固定短语,然后再进一步向词发展。

因此,用“词3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的词汇化与句法演变”的资助(项目批准号:08CYY022),曾在第四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新加坡国立大学,2008年9月)上宣读,在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演讲,吴福祥、洪波、陶红印、贝罗贝、罗端、曹茜蕾、彭国珍等先生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谨此致谢。

汇化”这一术语在指称上更为准确全面。

董秀芳(2002)说明词汇化的源头很多都是具有内部结构关系的句法形式。

本文将证明,从句法形式变为词汇形式,其中一个重要诱因是句法系统在某方面所发生的演变。

句法演变造成某类结构形式不再是合法的句法形式,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词汇化的方式进入了词库。

由句法演变引发的词汇化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下面分别讨论。

2.实词句法功能的变化造成的词汇化当一个实词的句法功能发生改变时,这个实词与某些词的组合就会失去能产性,最终发生词汇化。

以下是两类个案。

2.1动词直接做定语功能的衰落与“动作+受事”型动名定中结构的词汇化董秀芳(2007)考察了动词做定语功能的历时变化。

在古代汉语中,动词可以在句法层面直接充当定语(即不借助结构助词直接出现在定语位置)。

根据内部语义关系,动词做定语的结构可以分为三类:“动作+受事”、“动作+施事”、“动作+非论元成分”。

其中,“动作+施事”(如“示威群众”)和“动作+非论元成分”(如“比赛时间”)这两类古今变化不大,都可以在句法层面出现。

略举几例如下:动作+施事:(1)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告子上》)(2)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韩非子・十过》)(3)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

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

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

(《史记・酷吏列传》)②动作+非论元成分:(4)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

(《论语・乡党》)(5)民有饥色。

(《孟子・梁惠王上》)(6)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

(《孟子・公孙丑下》)而“动作+受事”一类则发生了较大变化,现代汉语中“动作+受事”型一般需要出现结构助词,如“喝的水、骑的马、买的酒”,否则就不能出现在句法层面。

古代汉语中“动作+受事”型的动名定中结构如:(7)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诗・魏风・伐檀》)(8)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论语・尧曰》)(9)沽酒市脯不食。

(《论语・乡党》)(10)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

(《孟子・滕文公下》)(11)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

(《孟子・尽心上》(12)平公即位……命归侵田。

(《左传・襄公十六年》)(13)季文子卒。

大夫入敛,公在位。

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

(《左传・襄公五年》)(14)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二年》)(15)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

於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

(《韩非子・八奸》)(16)譬如幻师于旷大处化作二大城,作化人满其中。

(东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一)(引自张永言1991)(17)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

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

(《论衡・累害》)(18)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通熏之。

(《后汉书・戴就传》)(19)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

”(《世说新语・规箴》)(20)(父祖伯叔)若居围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饰玩,常为临深履薄之状焉。

(《颜氏家训・风操》)(21)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

(《颜氏家训・涉务》)以上例子中由黑体的动词与其后的名词性成分构成的形式是“动词+名词”式的定中短语。

说以上例子中处于定语部分的加黑的词是动词,有以下理由:1)这些词在古汉语中经常可以在句中做谓语,其后带宾语。

2)这些词与名词的定中式搭配不常见,如果是形容词,应该有更多的出现在定语位置上的用例。

说以上例子中的VN是短语结构而不是词,有以下理由:1)这些动词后的中心语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如例(13)、例(15),说明VN并未构成一个复合词,因为汉语最初的复合词一般都是双音节的。

2)从语义上看,以上各例中的VN也不像词,其意义的组合带有很大的临时性,不是表达一个凝固性的概念。

3)古汉语的“动作+受事”型定中结构虽然比之“动作+施事”、“动作+非论元成分”型为少,但与现代汉语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其使用广泛,出现频率相对较高。

4)具体到每个“动作+受事”的实际用例,大多再现频率不高(如“覆船”),具有偶发性,因此可以看作是句法上的临时组合。

以上例子中的VN,从语义上看可以粗略表示为“被V之N”。

在英语中,构成被动语态的动词的过去分词可以转化为形容词,如br oken、s poken、given、driven、done等。

那么古汉语中定语位置上在语义上支配中心语的动词是否也有可能转为形容词呢?答案是肯定的。

汉语中的一些形容词在上古时只有动词用法。

徐丹(2005)指出,“破”类动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从动词被重新分析为形容词,发生重新分析的语境就是“破+N”,也就是本文说的“破”以动词身份充当定语、中心词为其语义上的受事的环境。

胡敕瑞(2005)也观察到类似现象。

我们认为,如果动词长期处于定语位置,就有可能转化为动形兼类词或纯粹的形容词。

古汉语中“形+名”构成的定中短语一概不加“之”(赵世举,2000),“动作+受事”类型的定中短语中也不加“之”,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更为“动作+受事”型定中短语中的动词向形容词的转化提供了可能。

这种“动作+受事”型的动名定中结构后来在句法层面逐渐消失了,动词丧失了直接进入这种定中结构做定语的能力而必须借助于结构助词“的”③,结果原来的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这类定中组合形式就发生了词汇化,由句法层面转入了词汇层面,如“遗言”、“藏书”等。

在发生词汇化的形式中,动词并没有转化成独立的形容词,否则就可以继续直接出现在定语位置上了。

整个动名组合只是作为过去的句法的遗迹而化石化,在整体上具有凝固性。

以“遗”做定语的结构的变化为例。

“遗”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粘着语素,可以组成“遗言、遗像、遗作、遗体、遗产、遗址、遗物”等,但在古汉语中最初是动词,其中一个意思是“遗留”:(22)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饫歌,名之曰“支”,以遗后之人,使永监焉。

(《国语・周语下》)(23)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

(《史记・项羽本纪》)“遗”在古汉语中像其他许多动词一样也可用于定语位置,组成“遗德、遗训、遗命、遗则、遗芳、遗风”等定中短语。

当“动作+受事”型动名定中结构在句法层面消失之后,一些“遗”与其所修饰的单音中心名词组成的定中结构就发生了词汇化,作为过去的句法形式的化石而保留在词汇中。

这些形式之所以可以词汇化,除了使用频率高之外,后代文人在书面语创作中的仿古使用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郭锐(2002)指出,现代汉语中31%的动词可以直接做定语,其中45%是名动词,但他没有区分各种语义类型,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动词直接做定语的定中短语大部分都属于“动作+非论元成分”这一语义类型。

这一语义类型也是历时发展中最为稳定的一个类型,从古至今一直使用广泛。

“动作+施事”的类型在现代汉语中使用也比较多,但是出现在定语部分的一般不允许是及物动词,而这在古汉语中是可以的(董秀芳,2007)。

不带结构助词“的”的“动作+受事”型定中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最为受限,一般情况下不再能够出现在句法层面,只出现于词汇层面④。

从古到今,无标记的“动作+受事”型动名定中结构由句法转入词汇系统,但是并不是完全丧失了能产性,一些新词可以比照这种模式造出来。

比如“爱”可以充当修饰性语素出现在定中式复合词中(爱车、爱女、爱妻、爱将、爱生、爱犬)。

但当“爱”充当定中复合词中的定语时,使用时在韵律上要受到限制,不能修饰双音节或双音节以上的名词,如可以说“爱生”,但不能说“爱学生”(表示“所喜爱的学生”)(董秀芳,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