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研究进展【关键词】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研究进展慢性胃炎乃西医学所称，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罹患者多以上腹痛、腹胀、嗳气、反酸、恶心等症状为主要特征，其具有病程长、迁延难愈、反复发作的特性。
而脾胃湿热证是以脾胃功能失调为主要病机的一类湿热病证，是临床常见的脾胃实证，受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及饮食结构的影响，以东南沿海罹患者居多，亦是一种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慢性反复性疾病，属于中医学“痞满”、“胃痛”、“黄疸”、“泄泻”、“痢疾”等范畴。
祖国医学对本病证不但记载详尽，而且在长期的临证诊疗中，众医家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为探究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中药用药规律，现就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相关理论及临床治疗综述如下：1文献研究1.1理论渊源早在《内经》中就有关于“湿热”病机、症状等的相关载述。
如《素问·刺疟论》云：“湿热下行则肠鸣，上蒸则汗出也，鸣已汗出者下行极而上也”。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湿热不攘，大筋缛短，小筋驰长，缛短为拘，驰长为萎”。
虽未见对脾胃湿热证的具体描述，但其“湿盛则濡泻”、“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等学术思想却为后世脾胃湿热证的理论形成埋下了伏笔［1］。
唐代则明确提出“脾胃湿热”之词，在病因病机及治法和方剂上均有相关记载。
如在《银海精微》的连翘方中，载有“解脾胃湿热”；《外台秘要》载黄疸乃“热气郁蒸”所致；《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则详尽论述有“脾胃受湿，瘀热在里，或醉饱房劳，湿热相搏，致生疸病。
”诸多理论的阐述为脾胃湿热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执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际，刘完素在《宣明方论》中阐述“湿为土气，火热能生土湿；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行，停滞而生水湿，故湿者多自热生”；“辛苦寒药，能除湿热怫郁痞膈”。
张子和《儒门事亲》小儿病中指出“湿热相兼，吐痢之病作矣”。
李东垣则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认为“饮食、劳倦损伤脾胃，乘天暑而病作”，乃生脾胃湿热证。
此期众医家诸多论述在病因病机及治疗上极大地丰富了脾胃湿热理论。
明清时期因温病的发展，使脾胃湿热理论在病因病机、发病、传入途径及方药等方面得到了完善，进而使脾胃湿热理论逐渐形成。
薛生白《温热条辨》中指出“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
治疗上，吴鞠通创立三焦分治，创新加香薷饮、三仁汤、黄芩滑石汤、清络饮等。
1.2病因病机脾胃湿热证成因不外乎内外两因，内因以饮食、情志、劳倦、禀赋等相关；外因多责时令、气候、环境及诸虫。
金元时期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思想，认为脾胃湿热证乃“饮食、劳倦损失脾胃，乘天暑而病作”。
温病大家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指出“外受之湿下起”，“酒客里湿素盛”，“外邪入里，里湿为合”，强调了外湿与地域、季节、气候、居住环境相关，也重视内湿在湿热证形成中的作用，认识内外湿邪相合是湿热的成因。
姚真敏教授［2］认为脾胃湿热证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脾胃虚弱或体质基础，外因多为外感六淫，内传脏腑，亦有他脏之病引起脾胃失常者。
于绍芳［3］认为脾胃湿热证的形成是在脾胃功能失调的基础上感受外邪、饮食内伤、劳逸失度或他脏病变累及所致。
2实验研究2.1与hp感染诸多研究表明hp感染在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形成、发展、转归中起着重要作用，hp阳性以实证、湿热证多见，脾胃湿热证hp感染率最高，与湿热环境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范好等［4］研究发现hp感染及胃粘膜细胞凋亡基因bcl-2的表达和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形成密切相关。
在治疗上，有学者运用单味药或验方抗hp感染作研究亦取得满意疗效。
李方［5］运用黄连温胆汤治疗慢性胃炎30例与西药治疗30例作对比研究，hp清除率，治疗组与对照组分别为50%、33.3%，认为黄连温胆汤能有效清除hp感染，体现了中医药的治疗优势。
2.2与细胞凋亡、基因调控及相关蛋白表达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及蛋白组学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加深了对疾病的了解、指导了临床的治疗。
陈吉林［6］等研究表明pcna、p53可能是hp感染糜烂性胃炎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分子事件，亦可能是疾病治疗及转归中的一个有价值的检测指标。
2.3与免疫学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脾胃湿热证患者中存在免疫学的改变，不同证型间患者免疫机能有高低不同。
通常虚证状态下集体免疫功能处于低下水平，实证则表现为免疫机能亢进状态。
陈晴清［7］研究发现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患者的白介素-1及干扰素-r水平升高，白介素-4水平降低，机体处于一种免疫失衡的状态，表明人体细胞因子紊乱。
因人体免疫机制复杂，加之个体差异及环境等的影响，故与免疫学的关系有待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4与胃肠激素人体的相关组织与器官具有内分泌功能，分泌出的激素能在局部或全身起作用。
吴娟等［8］研究发现脾胃湿热证患者体内的胃动素、胃泌素减少是其病理基础。
郭彦清［9］等研究发现脾胃湿热证患者体内的胃泌素、胃动素、白介素-10等均降低，从而使得胃肠蠕动减弱。
3临床辨治3.1辨证杨春波［1］认为脾胃湿热证患者病程或潜伏期较长；症状上表现为腹胀不喜按、知饥不欲食、口苦不喜饮、发热脉缓、大便溏而不畅或先干后溏、舌苔黄腻等阴阳两性同时兼夹证候；常呈反复发作及易复发。
辨证标准有主症、次症、兼症之分。
主症：舌苔黄腻（轻者舌根黄腻或全舌薄黄腻；中者全舌黄腻；重者全舌厚黄腻）；胃脘闷胀（轻者食后闷胀；中者经常闷胀；重者胀痛）；食欲不振（轻者食量减1/3；中者食量减1/2；重者食量减2/3以上）；大便溏（轻者1次/日；中者2次/日；重者＞3次/日）。
次症：小便淡黄或黄、口苦粘、口渴喜温饮、身热不扬、舌淡红或红、脉滑或弦或细或缓。
兼症：肌肤水肿、身重、湿疹、脓疱疮；筋节表现为关节重着或肿痛；头窍表现为头重如裹、耳鸣、目瞀、咽痛、喉肿、口舌溃疡；神志上表现为但欲寐或神志时清时寐；熏肺表现为胸闷、咳嗽、痰多白粘；熏肝胆表现为右胁胀痛、黄疸；注下焦则表现为小腹闷胀，大便粘着不爽、带下黄白。
3.2辨法湿热之邪攘邪推崇清化之法，杨春波认为［10］慢性胃病以虚为本，但在治疗开始时首先当立清化之法，因为湿热不除，胃难受补，行补应以湿热得化、气机畅达、血行通畅为前提。
李氏等［11］主张运用辛开苦降之法治疗慢性胃炎湿热病证，其认为湿热病证，胶结难解，临床治疗化湿药多辛温，清热药多苦寒，辛温与苦寒配合使用，开散之中寓有通泄，从而使清阳上升、浊阴下降，起到除湿热、调气机作用。
3.3辨药杨春波［12］认为湿热具有阴阳两性，具有隐匿、渐进、缠绵、反复的病理特征，治宜清热祛湿，理气舒络，创清化饮，方药组成如下：茵陈10g，白扁豆12g，厚朴6g，佩兰10g，白豆蔻4.5g，薏苡仁15g，赤芍10g。
杨老［1］认为清热有苦寒、甘寒和咸寒之别，苦寒能清热燥湿，适用于湿热病变，若化热、化燥则当用咸寒或甘寒；祛湿有分芳化、温化、渗化，分用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湿；祛湿的同时不忘理气，因气行则湿易化。
姚真敏教授［2］认为临床无论湿热孰偏重，都要重视除湿，湿去则热邪无所依附，易于祛除，临床常用苍术、半夏等燥湿，用藿香、佩兰、砂仁、草果、白扁豆等醒脾化湿，用薏苡仁、车前子、茯苓等淡渗利湿。
舒氏［13］治疗脾胃湿热型慢性胃炎218例，运用半夏泻心汤加减。
兼肝气犯胃、痰浊上逆，呕逆、心下痞硬、嗳气不除者，加苏梗、旋覆花；湿阻气滞，胸胁胀痛者，加香橼、佛手、延胡索；泛酸加瓦楞子；食滞胃肠，消化不良者，加山楂、神曲、麦芽；纳差者加石菖蒲、佩兰；伴幽门螺杆菌阳性者，加蒲公英、地榆；便秘者加酒大黄；痛剧者加徐长卿、丹参；获得满意疗效。
郎氏［14］治疗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63例患者予不换金正气散加减。
湿盛者加砂仁、白豆蔻；大便秘结者加大黄；腹泻者加焦三仙、白术；眩晕者加石菖蒲、淡竹茹、代赭石，疗效佳。
肖氏等［15］运用大黄黄连泻心汤加味治疗脾胃湿热型糜烂性胃炎30例，泛酸明显者加乌贼骨15g，珍珠母15g；腹胀甚者加枳壳15g，陈皮15g，厚朴10g，莱菔子10g；痛剧者加延胡索15g，白芍10g；郁热者加栀子10g，淡豆豉10g；气虚者加沙参10g，山药15g，茯苓15g；血瘀者加延胡索10g，三七10g，丹参15g；胃阴不足者加枸杞子15g，麦冬15g，总有效率达到96.67%。
李氏［16］采用甘露消毒丹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脾胃湿热证69例，总有效率88.4%。
秦氏等［17］运用黄连温胆汤加减治疗脾胃湿热型痞满证36例，总有效率94.4%，胀满明显者加香附10g，厚朴10g；湿盛者加苍术10g，佩兰10g；气逆者加旋覆花10g；热盛者加栀子10g，川楝子10g。
4体会脾胃湿热理论涉及临床各科、多系统的不同疾病，除了中医脾胃、西医消化系统疾病外还包括其他器官、组织的病理变化及某些疾病发展过程的中间型或病情的中等程度［1］。
综述众医家对脾胃湿热的观点，病因上多从内外因素上考虑，病机上紧抓湿热内蕴、脾胃运化、气机升降功能失常，治疗上以清热祛湿为基本大法，配以理气、舒络等法，以利水渗湿、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清热药、理气药、健脾药等构成脾胃湿热证的遣药组方的关键药物。
虽诸位医家对脾胃湿热证的认识上各怀己见，然在治疗大法上及遣方用药上却多有共通之处，故对疗效极佳的慢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处方用药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脾胃湿热证的临床用药规律，进而为更好的指导临床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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