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如何建立法治政府及依法行政【核心提示】法治政府离不开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必须要正确处理好“情、理、法”之间的关系，情、理、法所重在理。

在中国，“情”处在第一位，故凡事必须要从“情”入手，做到以“情”感人；“理”居中，是依法行政的根本精神，故凡事必须寻求合理，做到以“理”服人；“法”是基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离开“法”的基础，即无情理可言，故必须要把“法”牢记于心中。

充分尊重他人，给对方足够面子，是有效沟通的开始；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时刻以公平、公正的理念作为行动指南，是合理行政的保证，只有合理的行政，才能保证行政行为从“管人”、“理人”到“安人”，才能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这是鲁邦升律师于8月6日在市委学校，给全市计生系统局长、政法科长和乡镇分管计生工作领导干部培训班上，通过对“中西”文化比较及“法治”内涵差异分析后，归纳出的“三大要旨”。

中国人不喜欢“开口闭口讲法”的人，而愿意接受“由情入理而法”的行为，因此，依法行政必须要处理好“情、理、法”之间的关系。

只有让行政相对人自觉接受行政行为，自觉消除违法行为，才是是“依法行政”的最高境界。

（以下内容根据讲座实录整理）。

一、“法治”和法治政府（一）“法治”的内涵既然提到“法治政府”，那么什么叫“法治”？“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

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法治”理念的，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

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

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

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这个讲话，明确提出了“法治”的理念。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治国理念。

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摆脱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禁锢，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立法进度明显加快，各项法律制度逐步建立。

党在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十七报告中，明确“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的内涵是什么？“法治”是指一种治国的方式或者被治理国家所处的状态。

具体地说，“法治”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包括立法、执法、司法、行政机关的活动）行使权力和社会成员们的活动，普遍符合法律规则的状态。

所以“法治”至少包括三个要点：（1）存在良好而完备的法律体系；（2）现存的法得到普遍的遵守（包括国家机关各级官员的遵守和普通民众的遵守）；（3）具备使法得到普遍遵守的机制。

（二）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不同的国家对法治的理念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理念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理念，首先是崇尚法律而不是崇拜权力，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一直是权大于法，一直是崇拜权力。

现在老百姓碰到问题了，不找法院找政府，动不动就不访，为什么？上访更容易解决问题，领导就是怕信访。

其实，信访现象就是“崇拜权力”的体现，说明老百姓相信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在老百姓的眼里，往往是权大于法，或者权等同于“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

所以建立法治政府我们首先要转变这个观念，必须要树立崇尚法律而不是崇拜权力的理念，这需要一个过程。

其次，要遵守法律而不仅仅是服从权力。

中国有个怪现象，不太喜欢遵守法律，喜欢服从权力。

在社会生活中，有些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老百姓就是不遵守，他认为你这个法律制定得不合理，不符合实际情况。

老百姓的话往往是最朴素的，由于我们立法技术的问题，有些法的制订确实与实际有距离，确实难以执行。

但是，有法总比没有法好。

中国还有一个怪现象，有些领导就喜欢体现一下手中权力的价值，老百姓的诉求明明是很简单的，马上可以办的，他们就喜欢研究研究一下，好象不研究就体现不出权力的价值，所以这个理念也要转变。

第三，要维护法律而不是追求权力。

法治国家要做的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不是维护某一个领导人的脸面，虽然领导的面子很重要，但法治国家要把法律的尊严放在第一位。

象美国，任何人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意地去骂总统。

而中国不行，前段时间在东北辽宁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制日报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得罪县委书记的报道，这个县委书记竟然指派公安局长到北京法制日报社去抓这个记者，害得这个女记者逃得满身大汗。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权力崇拜历史的国家，要转变“追求权力”这个观念谈何容易。

但是建立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用法律限制权力范围、限制权力的行使；必须要做到：依法取得权力、依法行使权力，依法可以取消和剥夺权力。

只有这样，才能弘扬法律的权威，消除权力崇拜的余迹，才能通过法律和法治构建出和谐社会来。

这是社会主义法治最基本的理念。

（三）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差异“法治”其实是一种文化，既然是一种文化，就带有民族性。

那么我们中国的法治文化与西方国家的法治文化到底有什么差异？1、差异之一是“分别性”与“和合性”“好分”，是西方人的特性；“好合”，是中国人的特性。

西方人的观点是“分大于合”，而中国人的观点是“合大于分”。

所以西方人追求独立、自由；中国人讲究“和”，“以和为贵”。

在西方人眼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在达尔文看来，世界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和谐”，象两个小年轻结婚了，会帖一幅叫做“百年好合”的对联。

在几千年前的老子看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一中有二，二中有一，含含糊糊，不清不楚”。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人类应该以互助为原则，发扬服务精神，帮助不如自己的人”，这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体现的就是一个“和”字。

西方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对“唯心”、“唯物”争论不休，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简单，这“两者本合为一”。

西方人重分析，做学问分门别类，各有所精；而中国人好象只有一门学问，叫做“人生哲学”。

西方人客观、实在，他当老板的时候，就会拿出老板的派头，很风光，但一旦他当不成老板的时候，照样心安理得地去打工，不会觉得失面子。

阿春和姜文演的那部《中国人在美国》电影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而中国人却“爱面子”，当过老板的人，如果他当不成老板了，叫他去打工，比死还难受，他不会去做。

又好比说我们的政府官员，只能上，不能下。

实在不行，也要给他搞个调研员什么的当当。

这些都是中西文化的区别，由于文化背景的区别，导致了思维方式不同。

象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象领导人拍集体照片，这个位置很讲究，所以我们也往往会从领导人在集体照里的座位，来分析他的权力。

这些有意思的现象都说明在中国人的眼里，权是很重要的，导致了我们国家权大于法的现状。

“天大地大人亦大”，结果搞得个个自我膨胀，自大得不得了。

不要说，现在就连电视上带体操的小姐，也不会忘记时常提醒大家一句：“我今天要教大家扭扭腰”。

正因为中西文化存在这些差异，所以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法治”内涵，也是有差异的，我们不能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法治”，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封建历史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我们谈一下西方国家法律的特点。

西方国家制定的法律是刚性的，对错清楚，是非分明；而中国制定的法律往往是刚中带柔，柔中有刚，原则性很强，操作性相对比较弱。

好比说民事法律行为的“公平原则”，什么叫公平？不能量化，无法操作，又好比说“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什么叫诚实信用？什么样的行为是诚实的？什么的行为是不诚实的？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又好比说，“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有什么方法予以证明？很难。

法律的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他所体现的是一立法精神和法治文化。

说句实在话，在中国有些事情不能分得太清楚，只能含含糊糊，不清不楚，在我们中国找的是一种感觉。

好比说夫妻之间就是不清不楚，假如有一天这对小夫妻板着脸面说：今天我们把话说说清楚，那好了，第二天准是上法庭。

为什么？你要搞清楚只能上法院，只有通过法庭的审理才查得清楚。

2、中国社会讲究的是合理，中国“法治”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庸”，中庸就是合理。

在西方人眼里，“合理”与“合法”是等同的。

“合理”就是“合法”，“合法”必然“合理”。

但在中国，“合法”的并不一定必然“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必然“合法”。

“理”与“法”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而且往往相互冲突。

假如“合理”与“合法”相冲突，处于“两难”境地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追求公平的合理。

现在讲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合理的社会。

所以中国这个社会是在“两难、兼顾、公平”中发展的。

我在兰溪费龙口村办了一个案子，儿子把母亲的承包地出租给其他人办砂石场了，承租人通过老大妈的儿子租来这块地后，置办了有关制砂设备，并造了四个码头，总共投资大概是八十多万元。

后来为了一些些小的事情发生了纠纷，母亲说小儿子未经她老人家的同意，她现在不租了，要把承包地拿回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案子。

但这个案子却无法判决，为什么？就是“理”与“法”的冲突。

从法律角度来看，母亲与儿子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在没有证据证明小儿子出租的行为是受母亲授权处理的前提下，小儿子擅自处理母亲的承包地，属于无权处分，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无权处分行为除非得到处分权，或者经过权利人同意，否则无效，租赁行为无效，那么你就要判老太婆赢，土地归还老太婆，但承租人已经投入的八十多万元钱怎么办？这个损失谁承担？所以如果判老太婆赢，合法但不合理。

我们再从情理上来分析：小儿子的母亲年纪都七十多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耕种过这块地了。

在农村，一般母亲年纪大了，都是由儿子处理母亲事务。

因此，从常理上说，小儿子代母亲把承包地予以出租也属于合理范畴，而且村里的书记、主任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案子我最后是把中院的法官拖到现场调解结案。

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常见的“理”与“法”之间的冲突。

在在西方人眼里，凡是已经公布的法律，一般来说他们都会自觉地去遵守，因为西方国家法律规定得清清楚，绝不含糊。

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一般都比较好。

而我们的法律规定得往往过于原则，所以同一部法律在不同人的眼里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

好比说我们老的《劳动法》对仲裁时效的规定：“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这个规定就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