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伴随着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种利益表达的方式已日趋常态化。
现代的农民工特征与近年农民工的群体性事件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在这些农民工群体性的事件中，体现出如下特征。
1.主体重塑：从默默忍让到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现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对现行法律与政策有了解较多，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较强。
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现代农民工会更多地追求权利平等，抵制社会歧视，并会对资方管理的方式做出合法性的评估。
他们基于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如果他们对资方的管理方式或者管理行为产生不满，就会自觉地反思工厂的管理模式与工资福利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
如果此时，资方出现一些不当行为或者劳资之间的偶然性事件，通常会被他们解读成资方对工人权利的蔑视与侵犯，全厂范围的集体行动由此引发。
因资方粗暴专制的管理方式或者保安人员的不当行为而引发行动个案，在笔者收集的172个个案中并非少数。
例如，在广东深圳的某塑料制品公司（日资）的工人于2011年1月举行的罢工中，工人们在互联网发布的消息，称罢工原因是工人不满资方的刻薄待遇。
其具体原因是，资方在2010年末举行聚餐时，不仅没有邀请普通员工参加，而且给工人们的午餐加餐仅仅是一只鸡腿；工人们在随后举行罢工，并且堵路抗议，要求改善食堂饭菜质量，提高食堂待遇。
在2011年6月，广东广州的某手袋厂（韩资）有数千名工人罢工，新上任的韩籍董事长对工人管理苛刻是罢工的起因，禁止工人在工作时间里喝水、上厕所；同时工人们还指出，韩籍的管理人员存在任意辱骂工人，有的管理人员借“检查”为名，随意的出入女厕所。
在2011年11月，江苏太仓的某电子公司（日资）的数百名工人罢工，原因是日籍主管用语言侮辱工人，工人要求该名主管立即辞职。
在2011年11月，广东深圳的某电子厂（台资）有近百名工人聚集于厂门口举行抗议活动，一方面表达对资方安检制度的不满；还表达出自身权利不受尊重，“工人们说，他们每天要接受12次安检，有时候保安还会对女工搜身；工人们质问，在资本家眼里，我们哪里还有做人的尊严？”。
[1]2.时间节点：从日常运行到雇佣关系变动之时曾有人在研究文献指出，在社会上出现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倾向。
，可以在雇佣关系的日常运行中看到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倾向，但是当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动后，在农民工高度聚集的制造业和独特的“宿舍劳动体制”中，他们的利益诉求会在短时间内趋于一致，而且能迅速引发农民工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受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以外贸出口产品为主的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订单减少，出口困难等诸多问题，制造业企业采取关闭工厂、搬迁工厂、大量裁员或者转让产权等方式降低经营成本。
这些做法致使雇佣关系出现了变动，例如：有些工人不愿意随厂搬迁而不得不选择辞职，有些工人因为工厂关闭而需要重新寻找工作，还有些工人因雇主变动而需要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尽管每个人面临的就业前景不同，但是他们在此时所产生的利益诉求却一致，即，要求资方在雇佣关系变动之时，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在172个个案中，由这一诉求引发的个案为44起，占比重为25%。
另外，还有12起是因雇主在拖欠工资之后逃逸引发的个案，在这些个案里，农工们将行动的对象指向了当地政府。
农民工高度集中的特征也使资方的些微举动与变动极易被觉察并加以传播，加之对雇主长期的不满和不信任，这些使他们对资方的承诺持高度的怀疑态度，也使不少的集体行动是在农民工认为雇佣关系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2011年1月，广东东莞的某制鞋厂（台资）的300名工人罢工并堵路，员工之间传闻工厂要搬迁是起源，资方明确告知搬迁信息和经济补偿方案是工人们要求。
在2012年8月，广东江门的某纺织制衣有限公司（港资）的法人代表意外身亡后，工厂拖欠了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一些员工在得知这法人代表意外身亡这一消息，由于担心资方无法偿还工资，于是在10月中旬采取拦路、堵路等方式聚集在公司门口追讨拖欠的工资。
在2012年11月，广东深圳的某电机公司（日美合资）的6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连续两天，罢工原因是资方欲将公司产权转让，员工们对雇主变换之后原有工龄归零存在担心，于是要求资方先支付经济补偿金，然后再与新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2]3.行动目标：从城市化的消费需求到经济利益诉求当代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观念、娱乐方式和社会交往模式都更接近城市青年。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调查报告中，研究者通过对两代农民工的日常开支进行比较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习惯上逐渐城市化，他们在娱乐、服装、通讯等项目上的花费都显著高于老一代[2]李琪：“以势维权”：新生代农民工与集体行动，中国工人，2013（04）：12-16.农民工，例如，他们在服装和娱乐上的花费分别是老一代农民工的2—3倍。
在共青团北京市委的调查结果中也显示，新生代的农民工月平均支出为1478元，在其收入远低于北京市城镇职工的情况下，呈现出的经济特征是“收入节余较少、生计型消费为主”。
这种消费需求模式出现的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收支相抵甚至透支”的问题，进而使他们产生对现有的收入水平的不满。
他们对工资收入的不满，促使增加工资成为集体行动中的主要诉求。
在172个工人集体行动个案中，首要诉求为增加工资的个案为33个，所占比重为19.1%，在其他个案中，增加工资也是行动的诉求之一。
此类诉求正好说明，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满足于工资水平仅随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而增加，也不再能容忍以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取加班工资来增加收入的方式。
可以说，农民工集体行动诉求的主旋律或者必然出现的诉求是增加工资，提高工资水平。
例如，在2012年9月中日两国因钓鱼岛主权问题关系紧张阶段，工人们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日资工厂中，举行罢工行动以示抗议，在行动中，他们除了抗议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宣示之外，均提出了增加工资也是他们的诉求。
[3]4.动员手段：从口口相传到互联网与现代通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农民工信息传递的范围大大扩展，从熟人间的口口相传，延伸到现在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
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农民工都已经将移动通讯作为一种联系手段，大部分人都熟练地掌握着互联网技术。
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是有制造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潜力和行动信息传播的推动力，为农民工的随时沟通和迅速聚集提供了便利。
在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公司罢工的过程中，工人们已经使用联络方式包括手机短信与QQ等。
在2011年之后的工人集体行动中，工人们来传递信息更多的是使用微博。
有相关专家指出，微博提供的是一个交流信息的平台，当工人发生集体行动时，微博平台上既可以让不同地区、不同工厂中的工人们了解到罢工的起因与工人的诉求，也能够动员相关工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开展相似的集体行动；同时也使工人们有可能得到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理解与认可，得到社会尊重。
因为微博支持图片和视频分享，信息发布者可以用手机拍摄罢工场面，再将照片或视频附在微博文字后面传递出去，这种图文并茂的传播方式极大增强了消息的可信度。
在笔者收集的172个案的相关报道中，有超过半数的个案是通过微博以图片、视频的形式传播的。
在2011年8月，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要大量裁员的消息在网上传递时，就有一个[3]李琪：“以势维权”：新生代农民工与集体行动，中国工人，2013（04）：12-16.由该公司员工建立的QQ群在议论交流有关裁员信息，有知情人士称，截至2011年9月7日，该QQ群已有490人，其中也有媒体人士。
员工们在这个QQ群中策划了统一的行动，并利用这个平台与媒体保持联系。
广东劳维律师事务在所在对此案协调中发现，工人们“把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抬高到决定性的地位，认为只有外界舆论、市场、政府、社会等等的压力才足以让公司就范，他们想方设法地联系记者、向外界爆料、更新微博”，致使“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组合人群、统一诉求，并完成策划组织工作等成为这次集体行动的亮点之一。
”在2012年3月，广东深圳的某电子公司（日资）的员工们因不满资方在提高工资，同时削减津贴而举行罢工。
事后有知情人认为，此次罢工班组长等基层管理与一些技术人员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承担了从罢工的诉求归纳、发言和谈判到与媒体及其他社会支持的联络工作是一个显著特点；在罢工开始时，现场的工人已经人手一份“问题诉求总结”，在不少微博、博客和网站上，还广泛的流传着一份该厂“全体员工致社会的公开信”。
，罢工的对象集中、明确，而诉求的集体讨论和归纳实际上是一个工人的组织和动员过程，正是得益于这些清晰的诉求归纳。
[4]在2011年广州增城大敦村发生的农民工群体事件，这里的农民工利用微博传播信息，普通民众均通过图文并茂的微博进行了了解。
虽然微博已成为社会成员维权的新型工具，却让群体性事件中背负着巨大维稳压力的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传统的官方发声渠道与微博上的互动形成鲜明对比，传统的官方发声渠道依然保持沉默。
在增城事件中，官方在2011 年 6 月 11 日和 12 日连续两次通报事件已得到控制，但12 日晚又继续发生了打砸烧事件并通过微博为公众所知。
官方信息的滞后和缺位让谣言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各地方政府须直面民众对官方信息信任度不高的现实，广开言路，让媒体把真实信息迅速传递出去。
[5]5.行动依据:从“以理维权”到“以势维权”当代农民工的群体性事件的行动与过去工人集体行动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行动依据是“以势维权”，可以把这种“势”理解为行动参与者的组织规模或者聚合程度。
在已经基本完成的国有企业改制的企业中，曾经发生过一些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在改制过程中，当工人们感到利益损失时，会采取罢工、堵路、请愿等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不满。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研究员提出[4]李琪：“以势维权”：新生代农民工与集体行动，中国工人，2013（04）：12-16.[5]郑颖：创新社会管理的几点思路———以广州增城聚众滋事事件为例，《理论探索》2011 年第6 期，102-104的“以理维权”的解释框架，系统归纳了此类工人集体行动的本质与基本依据。
但是，这个“以理维权”的解释框架，已经难以作为农民工的群体性事件行动依据。
根据日益增多的农民工群体事件是将“以势维权”作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当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组织规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例如，可以动员一个工厂全体工人或者大部分工人或者关键生产部门的工人时，即可发起行动，并对行动结果做出较为乐观的评估。
这种“以势维权”具有以下特征，农民工提出的诉求有可能超出法律的底线，以致资方在本身并无违法行为之时，陷入到一场劳资纠纷之中，或者说，农民工对诉求的合法性不再予以考虑，他们的诉求可能仅仅是基于自己对诉求合理性的理解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