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篇一：陪审员选任制度的变异与矫正“对某些案件，而且往往是重大案件，美国的法官有权独自宣判。
这时，他们的地位有时与法国法官的通常地位一样，但他们的道义却大得多，因为陪审团的影响还在帮助他们，他们的声音几乎与陪审团所代表的社会的声音同样洪亮。
”—托克维尔1陪审员选任制度的变异与矫正——以司法公信力为视角人民陪审制度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历史发展可谓一波三折。
进入21世纪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仍是司法改革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各方均从不同的角度对陪审制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但是对陪审制度所具有的塑造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功能却有所忽视。
一、人民陪审制与司法公信力由于目前“信访不信法”的上访群众络绎不绝，尤其是近年来因司法裁判不合情理而掀起舆论热潮进而广受民众质疑的个案频发，使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评价和信任度不断降低，导致司法公信力严重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专业化的司法行为与社会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民意不能在司制度的管道中得到充分而有理性的表达。
解决此问题的路径之一就是让民众的代表亲身参与审判，分享法官的司法权力，监督司法，增强司法的社会认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314页。
同。
避开改革司法制度，提高法官素质等复杂的内部途径不论，通过具有长期法律传统的人民陪审制度的完善来达到司法吸纳和疏通民意，来达到民众与司法系统(法院)的互动，是从外部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不二法门。
人民陪审制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选自于各行各业的群众参与审判活动全过程，可扩大司法决策的知情范围，增加广大群众了解司法决策活动的渠道，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了解，利于提高司法决策活动的透明性和公开性，陪审员通过参与审判了解法律知识和案件的裁决过程，这就建立了法院和人民群众之间一条良好的沟通渠道，可有效的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和宣传，增加群众的法律知识，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同时，法官做出更加公正的裁决。
其次，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把社会道德标准带入法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专业法官囿于专业的视角或行业的利益所出现的某些(职业)偏向”，2帮助法官形成更加符合社会公众标准的裁判，诚如台湾蒋耀祖先生所谓“陪审团之评议案情，使法理、人情均得兼顾，且集多数人组成陪审团之智慧与意见，本于良知而为公正之判决，较之法官囿于法律之成见，可减少偏私无端之裁判。
”3而且，陪审员以市民化的身份、大众化的知识以及普通人的常理，拉近了司法机关与诉讼当事人的距离，增强了法庭的亲民色彩，这可加深民众对司法的认同，减少法官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从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
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作为人民陪审制度得以良好运作的前提条件，其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违背了人民陪审制度设置的初衷，已发生了若干变异，影响了人民陪审制度功能的实现，函待改2贺卫方:‘·恢复人民陪审制度”，载《南方周末》，1998年10月23日。
3蒋耀祖:《中美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89页。
革完善。
本文结合实际，从我国的国情和法律文化传统出发，试提出矫正、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选任机制的建议。
二、陪审员选任制度变异的调查与分析新世纪新阶段，尽管国家赋予了人民陪审制度新的符合其本质精神的司法意义，并得到了司法机构的贯彻和落实，但是，人民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现状仍然不尽如人意，对塑造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并表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从塑造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角度来看待人民陪审选任制度在司法实践出现了若干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陪审员主体资格的变异1、人民陪审员的资格设定过高，不具备民主性《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下称《决定》）第四条: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根据20xx年3月16口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其中全国具有大学程度(包括大专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4由此可见，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并非选自“人民”，而是小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农民阶层和工薪阶层逐渐淡出人民陪审员列表。
从该《决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十三亿人中，只有极小部分具备陪审员的资格。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七条:有选取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显然，20xx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有悖于《人民法院组织法》，《决定》有关陪审员的资格限定是不能成立和生效的。
4姜雪丽:“国家统计局:20xx年末中国人口达13.0756亿”/news/china/zgkx/20xx0317071.htm，20xx年5月2日访问。
《决定》有关陪审员资格的限定也违反了陪审作为“平民参与司法”的初衷，不但没有使司法大众化，反而加强了司法精英化发展。
而在实践操作中，司法机关本着迎合上级机关的惯性，将“高素质，具有一定的法律常识”作为标准严格执行，更以“高学历”陪审员为其标榜政绩。
52、从调研数据看陪审员的精英化根据“中国陪审制度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对中国西部某市一基层法院(以下简称“a法院”)所作的调查，此地现任陪审员中本科以上学历44人，占81%，其中硕士12名，占22.22%，博士2名，占3.7%;剩余10名陪审员为大专学历(见图1)。
这些举措似乎寄托着立法者和司法者对人民陪审员的良好期望，希望这些“精英”能更好地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但是，这些“精英”很明显只能是少数，不能真正代表社会民众，也不能真正知晓普通民众的意愿。
数据来源:《中国陪审制度研究》档案库:卷h5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中本科以上学历44人，占陪审员总数81.5%，其中硕士12名，博士2名，本科文凭的30人，剩余10名陪审员都具有大专学历。
参见张永和、于嘉川:《武侯陪审》，北京:法律出版社，20xx年3月，第73页。
司法实践中陪审员的职业结构也不具有代表性，趋向精英化。
根据课题组对a法院陪审员的职业分布进行的问卷调查(见表1)，教师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的比例最高，有38.9%，其次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33.3%，离退休人员也有14.8%，工人有1.9%，公司职员只占到1.1%。
在问卷列举的十种职业类型中，陪审员的职业基本上都集中在前五种，而问卷中涉及的其余几种职业如个体经营者、待业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和其他等的人数均为零，即使有工人，也只有一名。
由此可见，陪审员的职业分布非常集中，教师和公务员等高级知识分子占了很大比例。
而此地的陪审员很大部分来自高校教师，很多具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离、退休人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
选任文化素质高的陪审员多少寄托了大家的良好愿望，希望这些“精英”能更好与其区位优势相匹配并真正发挥作用，但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农民和工人等“草根”阶层，他们也有着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强烈意愿，一味强调陪审员高学历并将其来源限定在几个特定行业领域内，无形中剥夺了大多数民众参与司法的权利。
这种做法显然与陪审制度的本意相佐，也难以体现司法的民主性与社会参与性。
表一:a法院陪审员职业分布篇二：关于我国人民陪审员选任资格与程序的完善龙源期刊网.cn关于我国人民陪审员选任资格与程序的完善作者：杨帆(人民陪审员选任制度) 来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xx年第01期[摘要]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司法队伍专业化的背景下，人民陪审制的存废又引起争议。
笔者从制度设立的特殊意义入手，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并且根据目前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不足，提出具体完善建议，以期该制度能够与司法改革的进程相配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主体资格;选任程序一、引言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制度的存废、实施效果饱受争议。
在20xx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决定》（下称《决定》）出台前，人民陪审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陪而不审”、将人民陪审员作为“编外法官”和“廉价劳动力”的问题备受学界诟病。
《决定》的出台为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和完善指引了方向。
但不论是《决定》本身还是其实施，都存在着模糊疏漏乃至不合理之处。
近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追求司法队伍专业化。
因此有人质疑，这项由平民参与审判的司法制度是否还有保留的必要？学界对废除人民陪审制度一直存在呼声。
{1}其主要理由集中于以下几点：我国司法体制与法院编制不适合人民陪审制度;从实施效果上看，人民陪审制度成本高、收效不明显，民众也缺乏足够的参与积极性，最终成为司法制度的“鸡肋”。
而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制度应契合司法改革进一步完善，而非简单废除。
（一）基于人民陪审制度本身的制度价值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当中说“每个人都应由同他地位同等的人来裁判”{2}，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便在于此。
虽然我国与英美法系不同，但人民陪审的制度价值却没有消亡。
在大陆法系当中，法官的追诉意识往往较强，而且长期受到行政思维与职业思维的干扰，恰恰越是专业的法官越存在此倾向。
这对于诉讼中的被告来说并不公平。
由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是民主集中制在司法领域的体现。
人民陪审员代表的是人民群众，因此能够更大程度地体现“民意”，使当事人和社会信服，从而达到法律的双重教育作用，使法律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人民陪审制度对于当前司法改革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公民参政议政的观念不断增强，但传统的“厌讼”心理却依然根深蒂固。
人民陪审制本是一个鼓励民众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