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戴季陶主义的政治主张摘要：戴季陶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代表资产阶级提出的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理论形态和政治主张。

他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宣传团体的“排他性”、“独占性”，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调和论，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它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提供了思想武器。

本文从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主要主张和批判性角度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字：戴季陶主义；三民主义；国共合作一、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戴季陶(1890～1949)，又名传贤、天仇，字选堂，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

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回到上海追随孙中山从事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活动。

“五四”运动后，一度宣传过社会主义1。

20年代初戴和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在上海经营证卷交易所，从事投机活动。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孙中山在世时，戴季陶不敢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回到上海，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成为反对新三民主义的代表[1]。

戴季陶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要求，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种反动政治思想。

其特点是打着建立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阉割其革命内容，为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制造舆论。

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开始积极从事反共的煽动活动。

1925年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戴季陶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提出了建立以“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

11920年夏，戴季陶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途退出。

五四运动后曾大力推广社会主义。

1920年5月，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后来因孙中山反对而退出共产党。

1930年2月，李立三曾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讲到“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瞿秋白也说过，国民党的“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右翼反对工农运动的需要，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并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提出了一整套反动的理论和主张，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

二、戴季陶主义的政治主张(一)宣扬唯心主义的“道统说2”戴季陶在恢复“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下，抽掉了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内容，歪曲了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提出了唯心主义道统说，把孙中山的思想置于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之中。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中国两千年来儒家“正统思想”的复活。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的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戴季陶认为只有建立在“仁爱道德”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三民主义，才是“纯正的三民主义”，才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2] 。

戴季陶认为，孔子的基本思想就是“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个正统思想到孔孟以后便失传了，而孙中山却又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正统思想。

孙中山的思想是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孙中山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

戴季陶为了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打着“纯正三民主义”的旗号，把孙中山立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曲解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从根本上阉割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

(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首先，戴季陶认为，中国社会不存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

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强大的阶级的区分”，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分。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既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取两个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阶级对立，才起来革命。

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3]。

其次，戴季陶宣扬“仁爱性能说”，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以阻止工人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中产生的，而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中产生的，“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离开“仁爱”就没有革命可言。

戴季陶认为，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2中国儒家关于先王之道传承系统的理论。

儒家学者在思考儒学与佛、道两家关系时，认为“道统”起着明确自我归属的作用。

儒家道统从哲学上可归结为三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他们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

戴季陶要求工人不要罢工，农民也不要反对地主[4]，要用“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办法，来解决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

再次，戴季陶打着“国家”、“民族”的幌子，用超阶级的革命观和国家观，强调阶级调和，要求阶级合作。

他把各革命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篡改为各阶级联合革命。

他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对立起来，抹煞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4]。

（三）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的本体是民生主义，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民国”、“民族的全民众的国家”。

由全体民众掌握政权，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

但他又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文化低微，这个“民国”的政治制度，不应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革命专政”。

现在的民众是“阿斗”、“昏百姓”，不会管理国家，必须经过军政和宪政两个时期，使人民了解民权，训练人民使用民权，然后才能普及民权。

这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无限期地独揽政权的托辞，目的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专政。

戴季陶所标榜的这个超阶级的“三民主义的民国”，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四）宣扬团体有“排他性”，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认为，假如一个团体没有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那么这个团体一定是一个没有主义的团体、没有生存欲望的团体，是一群乌合之众。

中国国民党要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

他又引申出“共信不立，互相不生。

互相不生，团结不固。

团结不固，不能生存”。

戴季陶认为，国民党改组以来，国民党内有了一个共产党，就有了两个中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和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不可能有“共信”，不可能“团结”。

国共合作“成了国民党的癌肿”，是国民党“败坏至此”的根源，因此，必须把共产党排斥出去，从组织上使国民党成为纯正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党[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固然不利，但对国民党来说，意义非凡。

一方面，“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取得政权时，“戴季陶主义”借助传统、消解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又满足了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的需要，成为他构建国民党新意识形态的基础。

于是，在戴季陶的“孔孙道统论”和“民生哲学”的基础上，蒋介石等国民党实权派承袭了戴季陶这一思路，为三民主义确立了所谓的本体和哲学基础，试图将三民主义系统化，以完善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

从这个角度看，“戴季陶主义”的历史作用绝非我们以前认定的那么简单。

三、戴季陶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背离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

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

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5]。

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

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这套反动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把国民党变为一个资产阶级垄断的反动党派，进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他这是代表资产阶级右翼来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戴季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位臭名昭著的理论家。

他的起家资本,就是反动的戴季陶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戴季陶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具有反帝和反共的两面性。

“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这类人的阶级性格。

其思想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喝彩，成了国民党右派的精神武器。

不久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动了三二O事变，对中共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袭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戴季陶主义对蒋介石影响的结果[6]。

四、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资产阶级力图分裂统一战线的征兆。

它不仅促使国民党新右派形成，为其反共夺权作了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而且助长了国民党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并从思想上把国民党的新老右派联合起来，对革命统一战线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4]。

戴季陶的反动观点当然受到了共产党人的猛烈抨击。

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毛泽东等都写了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文章。

中共北方区委还专门作了《关于反对戴季陶主义的决议》。

瞿秋白1925年9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系统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的谬论。

第一、批判了戴季陶的“道统说”瞿秋白的文章指出：戴季陶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说成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把“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说成“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

其实三民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解决民生问题的共同政治要求。

第二，共产党人还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不但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历来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而地主资产阶级却总是破坏爱国运动。

因此，承认民族斗争，并不能抹煞阶级斗争，而且有进行阶级斗争之必要。

关于所谓“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的问题，瞿秋白指出：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想要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令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