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全球史观”——《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①读书报告摘要：最近一段时间，笔者阅读了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经典作品《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
于是笔者将对本书最大的特色，同时也是笔者对本书的最大体悟——“全球史观”——的理解记录下来，写成了本篇书评。
本篇书评以笔者理解的全球史观的涵义入手，进而进行了一下简要的分析，最后就其利弊谈了一下笔者的浅见。
此外，对这部作品其它一些启示笔者也简单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鉴于笔者对世界史造诣颇浅，因此本文的许多观点仅仅是笔者本人看法，其中必定多有谬误，还请老师雅正。
关键词：全球史观，欧洲中心论，文明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在我院授课世界近代史的王教授的大力推荐之下，有幸阅读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经典作品《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中有关近代史的部分，即书中所讲的“1500年以后的世界”。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所采取的新的历史观察与研究方法——“全球史观”，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于是笔者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写成了本篇书评，希望得到老师的批评和指正。
（一）笔者所理解的“全球史观”本文的最大特色和经典之处，便是作者采用了“全球史观”去解读世界近现代史。
所谓的“全球史观”，是指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人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通俗来讲，就是把真正的历史看作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一个地区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周边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震荡，即所谓的“蝴蝶效应”。
例如，中华文明在唐帝国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其辐射范围包含整个东亚乃至更广。
因此唐帝国的许多只能告知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模式便争相被周边地区模仿，这就将一个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
时期内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各民族的历史串联了起来。
而“全球史观”便是以类似这种眼光来看待整个整个世界近现代的。
地理大发现乃至产业革命之后，整个世界日益连成一个整体，欧洲也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
自此，西欧的文明便开始“辐射”至全球。
在这种背景之下，当任何一个大国发生剧烈变化时，其影响都将是全球性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分国、分地区的历史编列方法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而研究世界各地区的共同行使以及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主流。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全球通史》这部历史巨著的问世，“全球史观”应运而生，为观察和研究世界历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下面的两章中，笔者将就自己的理解简单谈一下“全球史观”的利与弊。
(二)“全球史观”的重要借鉴价值在笔者看来，无疑的，“全球史观”是一种具有相当重大借鉴价值的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长期困扰西方史学界的“欧洲中心论”，从而比较客观的去评价了各个民族的历史，以平等的态度去观察各民族历史的联系。
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西方史学界形成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通过描写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反映了欧洲尤其是西欧开始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进而把欧洲以外的地区是同陪衬。
这种史学观点就现在而看是相当有害的，大多数的西方学者也都承认这一点。
可在当时，这种错误的历史观点却影响了西方史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甚至这个时期的许多大型汇编历史著作——以“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为代表——也难以摆脱这种观点的束缚。
因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能打破这种传统观点并提出新的历史研究视角，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作者认为，连接性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特征，而仅仅是特征之一：一个民族的现实固然有该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沉淀和积累下来的东西，但也必然存在其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所影响的东西。
因此，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同样重要，同样值得学者们去加以研究。
为此作者特别在本书中增加了两章对各民族加以“横向研究“，分别是第25章“全球统一性的开始”和第35章“全球统一性的巩固”；同时，在介绍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事件时，常在时间后加上后缀“全球性的影响”。
这足以见出作者十分重视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同时竭尽全力想把这种联系的脉络展现给读者。
这种认识乃至这种研究方法是十分值得借鉴与推广的。
此外，“全球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还吸收和发展了汤因比的“文明史观”。
所谓的“文明”，是指文化发展的更高层次，即“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
①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经过发展演变就会形成更具特色的文明。
而“文明史观”，就是以个个文明为对象去解读某一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
作者在书中不但认定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还给文明一词一些基本标志，如“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
可以说，《全球通史》一书也是以“文明模式论”来构建本书的基本体系的。
在这种体系之下，各个国家最明显的不仅仅是地域上分离，而是文化上的差异，这就使得各个民族、国家、区域之间有了明显的差异，这点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尔所说:“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
”②同时作者以各种联系贯穿各个不同的文明实体，使得整部作品给人以“似分实和”的感觉，读起来十分流畅。
因此综上所述，“全球史观”的确是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的一种不可多得的观察和研究角度。
本书的众多名誉头衔，如“当今社会的‘救世箴言’”、“当代社会的《资治通鉴》”、“当代世界史编纂的一个新起点”，虽有溢美之嫌，但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反映此书的重大借鉴价值的。
（三）“全球史观”的局限性每种理论在其形成之初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也是如此。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尤其是在“欧洲中心论”影响西欧史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背景下，“全球史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欧洲中心论”，但却并没有完全打破它，书中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看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
这种思想在书中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扬欧抑中”，如作者拒不承认中国的夏文明乃至长江流域文明，而对于黄河流域文明，作者也坚持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
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①[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54页，齐世荣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②［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即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乃是西欧游牧民族东进的结果。
很显然，这种只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当中的流行观点，是早已被历史所否认的错误观点，而作者坚持认为此乃事实，不得不说还是没有完全消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
此外，作者在一些早有公论的历史事件上，还盲目替西欧人进行辩护。
这种辩护在“1500年以后的世界”部分，即作者所撰写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历史这部分显得尤为明显。
诚然，地理大发现推动了所谓“未开化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但这种推动是野蛮的乃至血腥的，但很明显，作者未认识到或者说不愿认识到这一点。
于是在本作品中，涉及到殖民地问题时，作者都盲目的坚信殖民地居民的人口减少乃至灭绝是正常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例如，作者在谈到印第安人在近代被殖民者清洗这一问题时，写道：“布希曼人、卑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弟安人所以会越来越少，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
”作者完全掩盖了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猎杀围剿，这种不公正的史学态度是不可取的。
（四）作者在思考笔者阅读的是第七版的《全球通史》，而本版本也随着作者的逝世而成为最终定版。
与前面几个版本相比，作者在本版本中加入了许多现代热点问题，由于所加内容大多都是世界现代史甚至当代史的内容，在这里笔者就不多加讨论。
但有一点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作者在叙述许多近代史甚至古代史的问题时，常常将这些事件与当代一些热点问题相类比，从而更能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
例如在第22章介绍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扩张的“伊比利亚阶段”时，就将伊比利亚的衰落与当今海湾产油国相比较，并预言“当今海湾产油国的情况与当年美洲金银流向伊比利亚半岛多带来的效应相类似。
在这些国家，巨额的石油收入都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结果流到了外国工业化国家。
当波斯湾油田枯竭时，石油收入的流入将会停止，正如美洲金银的流入将会停止一样。
届时海湾国家将会发现，他们的处境比伊比利亚国家更糟，因为石油枯竭后，海湾地区剩下的只有黄沙和枯井。
”作者在古稀之年尚且不断思考，将自己的理论不断完善并增加了许多深层次的东西，这种精神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深钦佩。
“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是作者的名言，也是作者一生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我们这些后辈当时刻铭记先人的事迹和精神，争取为史学的发展尽上自己的一份力！[1]《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西欧中世纪社会史》，刘新成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学生：康玉学号：2009012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