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类型刑事犯罪研究[摘要]刑法修订后,新型犯罪的涉及领域较多,理论和实践中碰到不少问题。

文章选择社会关注较多的单位犯罪、网络诈骗犯罪、环境犯罪，进行分析研究旨在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关键词]刑法；单位犯罪；网络诈骗犯罪；环境犯罪刑法修订后纳入分则的新型犯罪种类繁多,涉及的领域十分庞杂,对理论界和实务界而言这些问题既新鲜又陌生,亟待论证和探讨。

我们选择其中比较突出的,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单位犯罪、网络诈骗犯罪、环境犯罪,从司法实践的视角着手,结合各类犯罪的特点,加以剖析,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同时促进理论研究上的深层思考。

一、单位犯罪（一）犯罪的主体根据《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中必须明确界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概念，这是区分各种单位犯罪主体的根据。

一般来说，单位犯罪的主体应当是具有法人资格或者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具有法人的地位（即依法成立，具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有一定的财产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并能独立地承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实际上的非法定的民事主体和诉讼主体）。

具体来说，结合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对作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性质的规定。

根据单位的主体构成不同，可分为纯正的的单位犯罪和非纯正的单位犯罪,纯正的单位犯罪是指只能有单位构成的犯罪，而非纯正的单位犯罪是指不仅单位可以构成犯罪，自然人亦可以构成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因为罪刑法定，规定只能由单位构成犯罪，自然人或个人便不能成为其主体。

我国刑法规定各个章节都存在单位犯罪。

区分纯正的单位犯罪和不纯正的单位犯罪，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混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主体界限，误将只能有单位构成的犯罪理解为既可以由单位构成又可以由个人构成犯罪，从而产生处罚错误的后果。

（二）犯罪客体是指行为人所侵犯的而被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对于单位犯罪，判断其是否是刑法所要保护的是否危害社会的行为，主观方面，如果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那么该行为就不构成单位犯罪；即使有危害，按照单位犯罪的罪刑法定，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客观方面，单位犯罪要求必须具备单位领导的决策行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实施行为。

如果只有决策行为，而没有具体的实施行为，或者只有具体的实施行为，而没有决策行为或事后的追认，都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三）单位犯罪在法学上的争议1997年《刑法》颁布之后,我国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颇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罚金刑是附加刑,然而在单位犯罪中,罚金刑是对构成犯罪的单位适用的基本刑罚和唯一的处罚方法。

这种单一的刑罚处罚方法与目前我国单位犯罪的多样性、复杂性、严重性等特点极不适应,有必要加以完善”。

为此，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建议：(1)应将罚金刑由附加刑提升为主刑并规定罚金的具体标准。

(2)明确对单位犯罪中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标准。

对上述两种人员的处罚,首先在处罚标准上不应低于对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其次应根据各责任人在犯罪过程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的不同分别规定不同的刑罚。

(3)应增加其他刑罚种类。

例如，对特别严重的单位犯罪可以规定解散单位；对犯罪行为较轻或具有特殊权力的单位可以采取5年内关闭或彻底关闭其一个或几个部门；对所有犯罪单位都剥夺其荣誉称号并予以公告，最大限度地降低其社会危害性。

也有学者认为,解散单位、禁止营业、剥夺荣誉称号作为刑罚方法反映的是国家对单位犯罪的否定性评价，与行政领域、经济领域的吊销营业执照、停止营业的法律后果不同。

作为刑罚的解散单位、禁止营业、剥夺荣誉称号具有更强的严厉惩罚犯罪,威慑犯罪分子及不稳定分子,教育广大公民的功能。

因此,应成为惩罚单位犯罪的必要手段。

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将处罚方式与改造单位内部结构结合起来考虑。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我国刑法学通常将单位犯罪看作是“经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而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的特征在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发生机制中所起的作用。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单位犯罪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于单位内部自然人的某个决定所引起的,而是由于单位固有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或内部结构中存在某种缺陷而导致的。

这种犯罪在我国现有的观念之下往往因为其与单位领导人的决定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而难以认定为单位犯罪,只能作为自然人犯罪而追究行为人的个人责任,或作为意外事件而不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对这种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或内部结构上的缺陷而引发的重大危害行为,如果不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或仅追究行为人本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不仅无法满足一般人的处罚感情,而且对犯罪单位本身也不可能产生太大的触动。

因此,按照我国现行的单位犯罪理论将单位犯罪局限于“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将无法处罚某些真正值得处罚的单位犯罪。

（四）建议处罚单位犯罪除了应处罚其中有关责任人员即自然人并对单位判处罚金等之外,还必须对引起或者放任犯罪发生的单位进行内部结构干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单位犯罪的处罚上可以借鉴美国《组织体量刑指南》的相关规定,在现行的“两罚制”之外增加规定在单位犯罪的场合除对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外，还应对单位进行以下处罚:(1)责令停产、停业整顿；(2)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许可证；(3)禁止参与公共工程的投标和公开募集资金；(4)强制从事公益活动；(5)通过新闻媒体公开犯罪事实及审判结果；(6)将犯罪单位置于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指定的机构的监督之下,并命令其在限期内建立防止再次发生犯罪的监督机制。

二、新型诈骗罪（一）网络诈骗罪定义网络诈骗犯罪是一种新型的犯罪形式。

学者们对于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说法众多。

如学者冯前进认为：“网络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计算机网络为工具，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这种说法没有明确指出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是并列关系还是选择关系，虽一字之差但已足以使得其定义不够精确。

而学者马居军将其定义为：“网络诈骗犯罪是指犯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计算机网络为主要工具，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或非物质性利益，依据法律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

”我们认为后者意见更加符合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即网络诈骗犯罪定义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计算机网络为工具，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较大数额公私财物或非物质性利益，依法应受处罚的行为。

（二）网络诈骗罪立法不足1.国内立法现状在行政法立法方面。

1994年2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其中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行使下列监督职权：监督、检查、指导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查处危害计算机息系统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履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其他监督职责。

这样概括而模糊的规定，在具体适用时相当困难。

不管是对网络诈骗的预防还是责任的追究，都难以适用现有的法律。

2.在刑事立法方面。

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287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的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盗取国家秘密或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相关规定定罪处罚。

该条文只规定了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的情形。

网络诈骗与传统的诈骗不同，其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和计算机网络秩序。

其传播迅速，不定性强，危害性也大于传统诈骗。

所以，不能适用传统的法律条款对其进行定罪量刑。

这就使得网络诈骗在犯罪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比较困难，不利于网络诈骗案件的审理，也难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对于刑事犯罪，《刑法》第285条、第286条、第287条三个条文很难囊括目前针对计算机系统或网络实施的违法、犯罪和侵害行为，也很难包括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工具进行的其他种类的犯罪行为。

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是我国第一次对网络犯罪和与网络有关的犯罪作出的较为系统的规定。

但这个决定还显得太过宽泛，司法实践中还不能很好地解决网络犯罪涉及的各种问题。

3.在程序法方面。

《刑事诉讼法》对计算机及网络犯罪的特殊侦察手段和证据规则方面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很不利于对计算机及网络犯罪的追诉。

另外，在对网络诈骗的追诉中，在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认定和网络诈骗的数额认定方面，我国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相关规定，这也造成了对网络诈骗追诉的困难。

（三）建议针对我国现有的法律，结合网络诈骗的特征，借鉴国外经验来完善网络立法，不仅有助于打击犯罪，也是对网络诈骗司法预防的基础。

⑴在刑法条文中规定专门的网络诈骗罪罪名，作为新的一章，将目前关于利用金融信用卡诈骗犯罪、利用计算机系统犯罪及合同诈骗罪等均以网络为工具，但犯罪客体有所差异的犯罪形式规定于网络犯罪，从而较好地梳理网络犯罪的定罪量刑体系。

在修改《刑法》条件成熟的情形下，可考虑制定关于计算机系统安全及惩处计算机违法犯罪的专门法规或司法解释，以增强网络诈骗行为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⑵通过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等方式解决网络诈骗犯罪中涉及到的法律实务问题如犯罪金额的确定、犯罪管辖、犯罪完成形态等。

三、环境犯罪（一）环境犯罪定义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

由此可见，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是不仅具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应具有严重情节和严重后果的行为人。

然而，这个定义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今保护环境的需要。

有不同学者对此提出了新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认为环境犯罪的成立应以造成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损害为条件。

这类对环境犯罪的研究的视角仅停留在对人的利益的侵害上，是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立法观的反映，没有突出环境价值的独立性。

第二类认为环境犯罪侵害的不仅包括人的生命、健康，还包括对环境的损害，这类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价值观，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三类把环境犯罪当成是侵犯生态系统及环境价值自身的犯罪，其研究的视点已经放到保护环境法益上来，触及到了环境犯罪的根本属性。

（二）环境犯罪立法上的不足1.环境保护范围方面的不足现行刑法在“破坏环境资源罪”共规定了9条14项罪名，除此之外，在其他章节中也规定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罪名，一些犯罪（放火罪）的发生有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上述规定是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相较于过去的重大完善。

《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加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文化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胜区等，照此定义，新刑法还有许多方面未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