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主题杜景华【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2【复印期号】1982年13期【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02期第141～148页恩格斯曾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以感情为基础的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既然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么也就可以说，自有文学以来，男女间的爱情问题，就以当时能有的形式在文学中反映出来了。

综观自先秦到清末的一部古典文学史，就会发现，爱情作为题材进入文学作品，大体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先是由对纯贞爱情的歌颂以及对破坏、阻挠爱情的行为和势力的控诉、批判、斗争，从题材到主题，体现了爱情主题的单一和专一；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强化，爱情与婚姻逐渐分离而与政治结伴并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爱情的题材所揭示的主题再不是单一的爱情，而是对爱情的追求和与旧势力斗争的紧密结合；待到后来，爱情只是作为体现政治主题的一种题材了，若为自由故，价值高于生命的爱情，也是皆可抛了。

本文试图结合历代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对上述问题作一粗略分析。

一关于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我国最早的诗歌选集《诗经》中，就占有相当的比重。

特别是作为“民俗歌谣”的《国风》里，更是屡见不鲜。

在这类诗歌中，其主题依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而有种种不同。

有思夫的缠绵怅惘，有对负心男子的批评怨懑，也有对阻碍、破坏爱情的势力的揭发指控，还有对不合理婚姻的疾恨不满。

如果说以上所指是属于对纯贞爱情的刻意追求的话，那么另一部分则完全是表现男女相爱的真挚纯洁以及爱情所予以人的幸福了。

如周南的《关睢》、《桃夭》、《汉广》，召南中的《摽有梅》、《野有死麇》，邶风中的《匏有苦叶》、《静女》，郑风中的《姣童》、《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风雨》，唐风中的《绸缪》，秦风中的《晨风》，陈风中的《东门之枌》、《宛丘》、《东门之杨》、《月出》、《泽陂》等等。

在《静女》(邶风)中，就是刻画了两个相爱的青年男女形象：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询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诗中的女主人公虽没正面出现，但从男主人公对她的想象，以及女子所赠的彤管、荑草在男子心里所唤起的无比美好的感觉，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而多情的少女形象。

那些描写青年男女的天真烂漫，陶醉于爱情的幸福之中的诗歌，读来令人神往，真有如见其面，如闻其声的身临其境之感。

如郑风中的《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 (古兰字)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汙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汙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

这里绘声绘色地描画出青年男女相会的情景，不仅环境、场面历历在目，而且清澈的溪水的淙淙流淌声不绝于耳。

似乎看到了岸边的绿树，草丛中绽开的鲜花，男女在河边草地上追逐、嬉笑、戏谑、互相倾吐情肠的悄声细语，以及互赠定情礼物的芍药散发的芬芳，无不给人以清新、愉悦、合谐的美的享受。

在这一类诗歌里，所表现的只是爱情的本身，既无社会政治气氛的围笼，又无恶势力的暴风雨对爱情之花的摧残。

有的是和暖的阳光，有的是幽美的自然，有的是爱情的甜蜜。

至于社会对他们爱情持什么态度，从字里行间是没有任何流露的。

因此，许多研究者把这类诗歌标为情诗，我认为是不无道理的，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这种对爱情的描写、赞颂，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也是很突出的。

从内容上看，多是通过写相思来反映和表现爱情的真挚、忠贞和专一，在活泼生动的形式中，寄寓着深沉的思念之情。

在《冉冉孤生竹》中，把爱情喻为“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诗中写女子思念情人的心情是“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迢迢牵牛星》中的女主人公把与自己心爱的人的分离比做“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而且思念之情达到了“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的程度，在描写他们相爱而苦于不得相聚的情景是“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客从远方来》一诗中的女子把他们之间的感情比做“以胶投漆中”，是任何力量也分不开的。

古诗十九首，实际上也是民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就曾收了其中三首。

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此前相较，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大有长进。

《上邪》中，写到对爱情的坚贞不二，真是海枯石烂心不变。

诗中写道：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信誓旦旦，语言铿锵，永恒的爱情，地久天长。

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

这使其后的那种封建等级观念束缚下的门当户对的婚姻，散发着铜臭气味的资产阶级买卖婚姻，相形见拙。

我们在南朝乐府吴声歌曲《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等爱情诗中，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可看出对汉代情歌的继承关系，而且所表达的感情更为真挚和强烈。

《子夜歌》明确地提出了“两心望如一”的要求，并从女子的内心发出的“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的怨叹，可看出是一种对爱情基础上婚姻的一种强烈愿望和大声呼吁。

她希望自己的情人“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

这不仅反映女子对于爱情的专一、永恒的一种向往，也蕴籍着对女子的低下的社会地位的不平。

《子夜四时歌》中，女主人公表示：“渊冰厚三尺，素雪复千里。

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冬歌》)把现实比作坚冰积雪，一片萧杀景象，在这样的严酷的冬天里，爱情的花朵是难以开放的。

由不平到不满，从希望男子的钟情到对社会的抗议，充分显示出对爱情的追求，比起只要求男子的始终如一，是高出一筹的，意义也深入一步。

《华山畿》一诗，堪称千百年来最为动人心弦的情歌了，诗中的一对恋人为爱情而献出了生命。

仔细研究上述以爱情为题材和主题的诗歌，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即都是拟女子口气写的，或者说这些诗歌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情人。

从人类婚姻角度来说，真正要求爱情的专一、永久，首先是来自女性。

在诗歌中客观的反映出这种社会生活，是与古代社会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我们还发现，作品中所表现的真挚、具有诗意美的而又能给人以精神鼓舞力量的爱情，一般是产生在劳动者之中的，所以情歌描写的爱情常常与劳动结合在一起。

西曲歌《采桑度》为舞曲歌词，开头就写：“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

女儿采春桑，歌吹当初曲”。

其中另一首写道：“春月采桑时，林下与欢俱。

养蚕不满百，那得罗绣襦?”爱情是在劳动中产生的，爱情又在劳动中发展、充实、丰富。

这一点，在南北朝小说中也有反映，如《搜神记》中的《董永》和《搜神后记》中的《白衣素女》等，都是类似的故事。

这种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产生于劳动中的爱情，是一种纯真而高尚的感情。

它没有上层阶级的深闺缠绵幽怨，也很少虚情假意，更没有乌托邦式的矫揉造作。

有的是浓郁清新的乡土气息，于粗犷中见温情，朴实中显瑰丽。

此种作品留传甚鲜，其原因是在封建社会，村妇农人不被文人作者所重视，而劳动者自己所唱自心底的情歌，也被视作“下里巴人”而排斥于文学的大雅之堂。

其实，千百年来在人民口头流传的爱情故事、山歌、民谣是蔚为大观的，只是当时没有被认真搜集整理而已。

二婚姻本来是男女双方的一种结合形式，理应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但在私有制社会里，婚姻却成了财产和势力的继承和延续的手段，因而它总是受着在一定经济形态基础上产生的社会道德的制约。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阶级社会中，“不论在哪一种场合之下，婚姻都是由两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2年版第68 页)。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不仅统治阶级的道德、礼法严酷地统治着各阶层的人们，而且也更以法律、宗教等手段，把这些强加在被压迫阶级的身上。

这样，除在劳动者当中的个别情况外，几乎整个社会上，爱情和婚姻都是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中。

不仅男女双方要求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即使男女之间的互相接近，也会遭致社会舆论的非议和指斥。

然而，男女相爱终究是人的一种本性，“不言而喻，生理的美丽、亲切的交情、融洽的旨趣等等可以引起异性间的性交底欲望，和谁发生这种最亲切的关系，无论对男子或是对女子都不是全不关心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2年版第72页)这种关心，在封建社会常常是以悲剧而告终的。

只有在神话传说或人们创造的理想化的故事里，才有可能出现喜剧的结局。

如早期小说《刘晨阮肇》、《崔护觅水》，以及后来的一切以大团圆结尾的小说、戏剧，都充满了这种理想化的浓重色彩。

如《搜神记》中的《王道平》，是唐文喻死去三年，王道平在墓前悲哭不止，女魂竟从墓中出，告曰：“妾身未损，可以再生，还为夫妇”。

王道平破棺，唐女果活，遂回家成亲。

《搜神记》中的《紫玉》，矛头所向，不仅仅局限于父母之命的旧道德，而且是威赫的王权。

人们从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里由对爱情赞美，派生出对破坏爱情的旧势力的憎恨之情。

虽然写的是青年情人与阻碍其爱情结合的父母的抗争，而实质是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对抗，是对扼杀人类纯洁感情的不合理的道德观念的批判。

因此说，这类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它的主题中除歌颂为争得爱情而斗争的精神之外，也批判了当时的黑暗社会制度。

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随着主题的扩展、深化，其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也逐渐增大；同时又引起其后的作者的思索，如何通过爱情纠葛、悲喜的描写，表现出更为深广的社会主题。

他们开始注意到，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典型化上下功夫。

《孔雀东南飞》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不朽之作，就是因为它在人物塑造上注意了典型性。

忠于爱情的兰芝夫妇，最后以“举身赴清池”和“自挂东南枝”，“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誓死决心与行动，向封建礼教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之音。

其典型意义在于，这对情人不只是殉情者，而且是社会的叛逆者。

他们所追求的不只是爱情的结合，而且是对自由、幸福和美的向往。

同样，刁泼古怪的焦母，凶暴的阿兄，充当封建礼教说客的媒婆，直至县令、太守，可以说是封建势力、道德的集合体，是当时社会丑恶势力的集体代表。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才会得出兰芝夫妇是封建礼教反抗者的典型代表的结论来。

当我国的历史步入唐宋以后，封建制度日趋完整和强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行世，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经济上遭到敲骨吸髓的重压，而且在精神上也招致层层绳索的束缚和桎枯。

压迫愈重，反抗愈烈。

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更加强烈了，争自由的呼声也越喊越高，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明确。

这样的现实生活，给当时的作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塑造出具有时代反抗气息的典型作品。

宋以后的话本、杂剧、传奇，有不少是根据以前的流传小说、故事轶闻等，吹进新的精神气息，改编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