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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侵权法惩罚性赔偿之比较-最新资料

中外侵权法惩罚性赔偿之比较文献标识码:A社会的不断发展,带来的是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中国,一些侵权事例也不断发生,随之而来的便是受害者的无尽痛苦。

早先发生的蜜饯、胶囊事件,还有屡禁不止的地沟油事件,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

试想,对于一个财力雄厚的生产厂家,其所负担的赔偿责任如果只是与受害人所受损失相对应的补偿性赔偿的话,那么,这样便根本无法达到威慑生产厂家、避免此类侵权事件再次发生的最终目的。

这就是创设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所在。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概述惩罚性赔偿,就是相对于补偿性赔偿而言的,也称惩戒性赔偿或者报复性赔偿,是指法院所判决的超出补偿性赔偿之外的一种赔偿,其目的在于惩戒具有恶意的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惩罚性和制裁性,具有刑事惩罚的某些功能,但又不等同于刑事惩罚。

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功能:一是补偿功能,惩罚性赔偿虽然其目的在于惩罚,但其实质上也起到对受害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抚慰,其补偿的是依据补偿性赔偿制度所不能正常补偿的损害与费用,如诉讼费用等。

二是制裁功能。

惩罚性赔偿往往对加害人科以更重的经济负担,从而达到制裁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这一点是与补偿性赔偿所不同的。

三是威慑功能。

惩罚性赔偿对不法行为的重罚,必然会防止加害人重复进行侵害行为,更可以给人们敲响警钟,避免相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惩罚性赔偿符合确定侵权损害赔偿的考量要求,即“预防损害发生、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过错相抵、损益相抵和人道主义”。

这也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确认“惩罚性赔偿”的原因之一。

二、惩罚性赔偿历史沿革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国,1763年的Wilkes v.Wood案和Huckle v.Money案最早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并开启了英国普通法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先河。

直至1964年,Rooks v.Bamard案明确确认英国法院有权发布惩罚性赔偿判决。

此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便逐渐扩大。

美国在英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完善,其对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类型并没有加以限制,其最初设立和适用主要源于1784年的Cenay v.Norris这一著名案例。

惩罚性赔偿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并且产生了相对严格的使用条件等相关配套制度。

除此之外,同样属于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相应地设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而与此相对的大陆法系国家,比如德国,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惩罚性赔偿制度曾被承认,但是,随着《德国民法典》的颁布,损害赔偿制度逐渐演变成为补偿性赔偿制度,“公法私法具有严格的区别,不允许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属于私法性质的民法体系”,是当时许多学者的观点。

但是时至今日,惩罚性赔偿制度逐渐出现在损害赔偿制度中,成为了其必不可少的制度之一。

三、中外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之比较(以中美比较为例)2009年12月,我国颁布了《侵权责任法》,其第47条的规定,是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之后,首次明确引用“惩罚性赔偿”这一法律概念,这也表明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逐步得到认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相比于国外较为发达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存在这些许缺陷,二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一)适用条件的区别。

美国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1 主观要件。

美国侵权法认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主观要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故意。

二是需要存在恶意、邪恶动机。

即被告的行为粗暴、残酷,或者被告人对被害人极其仇视,或者被告的行为属于种族歧视或性骚扰,或者被告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原告等。

这里就有一个典型的案例。

Ro-binson v.Wieboldt Stores,Inc案中,商场保安指责某消费者偷盗围巾,消费者认为自己被冤枉,拿出了围巾的收据,证明其已经付款。

可是保安人员并没有对该消费者道歉,反而粗暴地拘留该消费者。

其行为具有很强的恶意,为法律所不能容忍,最终其也被判决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三是轻率地或有意识地不顾他人权利。

这主要见于美国国会1982年制定的产品责任法,“如果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损害是由于毫不顾及可能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的,应负惩罚性赔偿责任”。

四是重大过失。

对此各州的态度稍有不同,例如亚利桑那、康涅狄格、堪萨斯等州则要求有重大过失的行为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而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等州却不要求具有重大过失的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2 行为非法,应受到道德的谴责。

这一点是与其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密切的相关的。

之所以要设置惩罚性赔偿制度,正是为了震慑不法行为,杜绝其他人再次作出相类似的行为。

惩罚性赔偿虽然要轻于刑事责任,但其比起补偿性赔偿责任来说,则要重了许多。

因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则需要一个更加严厉的机制来规范。

要求行为非法,应受道德的谴责,虽然在语义层面来说,或许觉得与第一点相重复,但这一点的存在却至关重要,其督促着每一位法官要严格分许案情,慎重的作出惩罚性赔偿的判决。

3 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存在。

对于是否只有造成了现实的损害才能够构成惩罚性赔偿,美国一直存在争论。

而这恰恰表明了法官考虑到减少原告的举证困难,保护原告的权益。

但是无论这一争论的结果如何,都不能实际解决原告举证难的问题。

除此之外,原告举证责任重还表现为原告需要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

被害人不仅要证明损害的发生源于被告的行为,且须证明被告在行为之时存在上述心理状态。

这都是由于惩罚性赔偿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我国侵权法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则相对于来说较为简单,过于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明知”,表明了我国目前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主要是故意,而不包括重大过失。

1999年的“东芝事件”恰恰证明了中美两国立法在主观要件这一方面的区别。

因为东芝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软盘质量存在瑕疵,其很可能会造成数据破坏,中美两国的相关用户都对东芝公司提起了诉讼,要求东芝公司进行赔偿,但是两国用户所得到的判决却并不相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并没有将重大过失列入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中,而这个事故的发生恰是由于东芝公司的过失行为引起。

据此,应当将重大过失也纳入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中。

因为重大过失往往对应的是行为人没有做到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表明了行为人对其后果的毫不顾及,更是对他人的权利的一种极不尊重,因此重大过失的危害性并不一定亚于故意,如果将其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往往会造成法律的漏洞。

(二)是适用范围不同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广泛地适用于产品侵权、商业侵害等等各种侵权案件类型,对于其适用范围并没有严格的限制。

而我国可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则将惩罚性赔偿严格限定在产品侵权领域。

因为产品侵权中的恶意侵权行为比较常见。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恶意侵权行为。

比如环境侵权、知识产权侵权、人身侵权等等,如果法律忽视了对这些领域的恶意侵权行为进行惩罚性赔偿的规制,那么惩罚性赔偿所能发挥的作用必然会受到限制。

因此,我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适当扩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案件的范围,从更好地发挥惩罚性赔偿的震慑作用,实现更高的法的社会价值。

(三)赔偿计算方法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通用汽车案。

通用公司1979年生产的马里布牌汽车质量有问题,油箱离后保险杠太近,最终导致了惨案的发生。

原告律师出示了数以百计的资料数据,证明了通用汽车公司早就知道它的汽车油箱不安全,但因为利润的缘故而不进行修改。

这家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早在1973年就曾经提出了一份被称为“价值分析”的报告,说解决包括引起死亡在内的法律纠纷,每辆车平均花费2.4美元,而解决油箱设计问题,每辆车平均要花8.59美元。

经过审理,陪审团一致同意通用汽车公司向受害者赔偿49亿美元。

其中的1.07亿美元是对两个妇女和4个孩子所遭受痛苦的补偿性赔偿,其余近48亿美元是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欺骗”与“有意犯罪”而进行的惩罚性赔偿。

陪审团的裁决说:“我们作出这种裁定,就是想向那些大公司发出一个信息:不要把利润置于公众安全之上。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汽车生产厂家的福特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毫不顾及他人的他人权利,有意识地不考虑并且深思熟虑且明知地去从事损害行为,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害,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但是这一案件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巨大,大约达到了补偿性赔偿的48倍。

在美国,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比例关系,即设定惩罚性赔偿是补偿性赔偿数额的倍数;二是确定最高限额,各州的做法又有些许不同。

主要的立法例有:“以补偿性赔偿为基数,规定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的若干倍”,“直接规定最高数额”,例如维吉利亚州即规定惩罚性赔偿不得超过35万美元。

还有一种立法例便是综合主义论,例如德州规定惩罚性赔偿不得超过2倍财产上的损害额或者25万美元,加上低于75万美元的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我国侵权法第47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计算赔偿数额,而是简单地规定为“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但是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以推断出我国主要采取比例关系的方法来确定。

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方法的规定,可以很好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避免恣意。

因此,我国应当完善计算方法方面的立法规定,综合考虑地域之间经济差异、被害人损害程度以及侵权行为人的恶意程度或者是过失程度,制定一个更加合理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通过中外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比较,我们看到,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仍然还存在诸多不足。

如何完善这一制度,保证违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使得人们愿意守法,更好地发挥好惩罚性赔偿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一个法律人去努力,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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