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界纠纷50年：从军事对抗到外交协商
【从被迫割让领土到武力回击】
据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所著《统一与分裂》一书考证，1759年即乾隆二十四年，清王朝真正统一中国，形成了稳定的极盛疆域：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000多万平方公里。

但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和日本先后对中国发动战争，并先后割占了香港、澳门、库页岛、黑龙江以北地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乌孜别里山口以西地区、台湾和澎湖。

1921年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10年后日本侵华，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收回台湾和澎湖后，中国疆域稳定至今，但陆地和海洋边界的局部纠纷持续至今。

近代战争中，中国与外国的领土纠纷几乎全部以被迫割让结束，这导致中国人民深深的屈辱感，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分外敏感，几乎不能容忍政府做出一点点让步。

从抗战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结束，无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一致对入侵者和外来挑衅采取武力回击，领土纠纷一直处于军事对抗阶段。

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的边境军事冲突包括：
中印边界
1954年，印度政府修改了官方地图，把中印边界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地土。

加上在中段和西段侵占的土地，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一个福建省。

1962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向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爆发。

中国军队被迫进行了不到10天的闪电战，大获全胜。

随后，中国军队单方面宣布停火，主动撤退到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

印方却不理会中国的善意举动，拒绝谈判，并重新占领了中国军队撤出去的中国领土。

中苏边界
上世纪60年代，中共和苏共两党因为意识形态分歧，关系破裂，导致1964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破裂。

随后，双方在东北和西北边界摩擦不断，并于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发生中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分胜负。

双方于当年10月恢复边界谈判，但同时在边境各自囤积重兵，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中苏对抗导致中美接近，最后形成冷战时期美、苏、中的大国三角关系。

中越边界
从1974年开始，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不断制造挑衅事件，仅1978年就入侵中方边境1100多起。

1978年9月至1979年2月的半年时间里，越南在边境地区侵占中国领土达160余处。

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全线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在17天作战中，突入越南军队防御纵深20～40公里，攻占了越方4个省的21个县（市）。

3月，中国军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但中越边境冲突并没结束。

1981年5月，中方开始收复法卡山、扣林山地区的作战。

1984年4月，中方开始收复老山地区的作战。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越双方才完全罢兵。

同周边国家走向全面和解
自中越武装冲突结束至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边界问题上进入全面和解阶段，所有的边界纠纷都通过谈判解决，避免军事冲突和对抗。

和平时代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起，与中国发生过武装冲突的3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和解。

促使中国改变策略的主因是，邓小平否定了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判断，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1979年，中印关系开始正常化。

从1981年起，两国商定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谈判。

目前，两国谈判代表已经提升到副部长级。

1987年，中苏再次恢复边界谈判，并在以后的17年里先后签订一系列协定，确定了双方的全部边界线。

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历时22年，至2003年底，双方勘界立碑进程已过半。

今年6月，中越双方交换了《中越两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定》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中国第一条海上边界线正式产生。

对于南海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中国政府遵照这一原则与同边国家达成了谅解。

今年10月18日，中国新任驻日大使王毅在回答记者关于东海资源开发与划界问题时说，中方主动建议双方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开展谈判，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2003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亚国家领导人系列会议上，全面介绍了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被学者评价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实质所在。

【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利益】
建国之初，中国的外交政策常常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对本国的承受能力考虑不足，作了许多得不偿失的事情。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2002年3月在南京作了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演讲《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他说：“在国际外交史上，由于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强烈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

今后要全面现代化，首先要清除意识形态对民族利益的干扰。

”
事实上，从邓小平执政之后，历经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国外交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主导因素。

在处理边境纠纷上，通常的做法是不急于解决双方的分歧，而是加快发展双边经贸往来。

在划界谈判上采取务实的双赢原则，没有让国内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干扰决策。

【哪些纠纷会引发双边或地区冲突】
按外交部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中国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有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南沙部分岛礁归属争议。

此外，中日在东海、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权益上存在争议。

中外国际关系专家普遍认为，在中短期内，上述纠纷不会引发双边和地区冲突。

但在较长的未来，中国周边仍存在引发冲突的潜在因素。

（据《凤凰周刊》）
【达成协议必是妥协的产物】
涉及领土主权的事情比较容易牵动民众的感情，
但是国际谈判要考虑双方的利益，不可能是单赢
10月中旬，中俄签署《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确定了黑瞎子岛与阿巴盖图洲渚的主权归属。

消息发布后，国内民间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过激声音，充满对政府和谈判官员的不信任。

《凤凰周刊》11月1日在北京专访了外交学院院长、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先生。

【民间争议不影响两国签订实施协议】
吴建民说，边界问题最容易引起矛盾冲突，有某种隐患。

中俄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长期发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有重要意义。

现在世界上的好多冲突都围绕边界、民族问题。

中俄两个大国在这个时候通过谈判，平等、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这对国际上解决同类争端也是个好的先例。

关于这一协定，中俄双方的民间声音都有不同的看法。

吴建民对此认为，边界问题非常敏感，双方民间都有看法，并不奇怪。

中央政府考虑国家的总体利益，地方政府或者民间人士他们只看到一个方面。

但是，这既不妨碍两国政府签订协议，也不妨碍他们去实施这个协议。

签署了国际协议就要去实施，否则国家信誉何在？中国的国际信誉很好，我们签署的国际协议，一定会履约。

我们期待着俄罗斯也这样做。

【维护国家利益谁也不是傻子】
中外历次边界纠纷和谈判，几乎都会在中国民间引起民族主义的过激反应。

尤其是近年的网络言论，对中国政府和谈判官员充满了不信任情绪。

这是否会干扰政府的决策？
吴建民说，涉及领土主权的事情是比较容易牵动人的感情的。

大家都想多维护一点利益，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国际谈判要考虑双方的利益。

达成协议只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不可能是单赢，单赢谈不成。

在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谁也不是傻子，最后达成的协议必定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所谓妥协就是一方利益照顾到了，另一方利益也照顾到了，大体上是一个公平的方案。

至于过激言论的后果，可以回顾一下历史。

无论是在国内问题上，还是在国际问题上，我们国家都会有些过激的言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左”的高调给国家造成的损害更大。

所以在处理国内问题的时候，小平同志讲过，要防止右，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非常对的。

在今天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人需要冷静。

为什么？第一，中国处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中国人有目前这样一个发展机会，可以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我们应该非常珍惜目前有利的发展机会，否则后代会谴责我们的。

这么好的机会，几乎是二百年不遇的大好机会，我们要抓住它。

历史上，一个国家崛起之后，会给当时的世界、原有的某些利益格局带来调整，人家必定会有看法，对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要有充分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处理这些问题要非常谨慎。

否则，就会变成这样那样的困难。

第二，中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长过程。

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处理南海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我们就要有一定的耐心。

关键要看中华民族的大利益是什么，是国家发展起来，实现国家统一。

政府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时候总要有进有退，要达成某种妥协。

总体来看，如果进退举措符合我们的大利益，就是对中国走向繁荣、中国崛起、实现国家统一有好处，我们就应该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