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理论上，“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是指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交互行为与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也是指一定时期与范围内各种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的总和。

“问题”是指不符合社会中的主导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的公共生活中的麻烦。

然而对于“社会问题”的定义，不同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论述，但总的来说，可从三个方面去界定：1、是否是社会运行失调；2、是否影响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或生活3、是否符合社会的主导价值标准和规范标准。

因此，它的定义应当是：社会问题是影响社会成员健康生活，妨碍社会协调发展，引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失调现象。

要研究社会问题的本质，必须先了解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首先，社会问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它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没有一种社会形态或者社会制度不存在社会问题，任何社会都存在由其内部因素相互矛盾、冲突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社会总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前进和发展的，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现了社会规律的客观性。

人们可以减低社会问题的危害程度，但却无法完全制止社会问题的发生或杜绝社会问题的产生。

其次，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社会问题。

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尽相同，这是一种时间序列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

生产力水平不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同，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

当社会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时，人们关注的是战争、贫困、失业、流浪等严重影响人们基本生存的社会问题；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关心的是贫富两极分化、受教育权利、家庭婚姻、社会犯罪等影响人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安全等社会问题；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程度，人们更多地关心人口膨胀、老龄化、环境污染、性别歧视、恐怖主义等影响生存质量的社会问题。

再次，形成社会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

其一，它的起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政治经济因素，又有文化心理因素。

同样一个社会问题，往往由多种因素所导致。

其二，一个社会问题往往与别的社会问题相关联。

社会问题的性质及影响，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相互转化。

一个社会问题的产生会促使另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

最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界定是不同的。

社会问题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规范以及社会价值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社会问题时，不能忽视文化的差异性。

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我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呢？目前我国又存在什么样的社会问题？马克思说过：“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

”这可以说是对社会问题的广义定义，而狭义的社会问题是指各种社会关系中不协调和各种矛盾、冲突，危及广大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需要依靠社会力量解决的社会现象。

在我国，在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学术界几乎是一片空白，很少看到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文章和著作。

相反，在理论界却存在着只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功能，而不讲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完善方面，不谈社会问题的现象，这样，社会问题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品了。

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肤浅认识和宣传下，人们对社会问题丧失了应有的认识和警觉，青年一代片面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优越性的一面，而当在社会中见到某些阴暗的、丑恶的社会现象时，便会感到震惊，对以往理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动摇甚至逆反心理，这种不信任感会使人丧失信仰和产生给你挫折感。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在发展，就会产生社会结构本身各部分的发展失调问题，就会产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失衡现象，出现社会各个部分运行中的功能失调，从而导致某些社会问题的产生。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可以知道，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正中变化并非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的，而往往是参差不齐的，如此，就难以避免地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

以辩证法的发展眼光来看，社会的发展总是在“出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再出现社会问题——再解决社会问题”这种曲折的、波浪式形式中不断地前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社会问题中发展和进步的。

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渡期。

这一时期社会在主导方面开始向现代化转化，但转化不平衡、不系统，充满着差距和矛盾。

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分化速度过快，致使社会资源配置不均，大量非稳定因素开始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

在这种利益较量中，一旦一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对另一方利益主体构成直接威胁是，社会冲突便成为现实。

伴随着市场经济中竞争性行为成为主导的社会互动类型，因竞争过度而导致的冲突行为也大幅度上升。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5年来的数据，每5年作为一个阶段，我们简要分析一下社会冲突与社会失范的问题。

1983~198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民事案件463万余件；1988~1992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895万余件；1993~200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1351万余件，平均每年递增10.7%；1998~2002年，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2362万余件，比前5年上升20%。

民事纠纷是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由利益冲突产生的人际关系矛盾与冲突行为，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处理不好，容易引起矛盾的激化。

我国民事纠纷增长的幅度之快，数量之多，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内，因公民的利益因素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的增多，强制性规范与柔性规范不能够约束大量潜伏的人际关系矛盾与利益的冲突，这些矛盾一旦激化或升级，会上升为激烈的人际冲突，引发大量的社会安全性的突发事件。

邓小平清醒地看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的相当有成就，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按社会群体来划分，我国的社会问题主要可以分为几大类：1、异常群体社会问题。

其中包含有精神疾病问题和自杀问题等；2、越轨群体社会问题，此类社会问题泛指吸毒问题，性越轨问题以及青少年问题；3、弱势群体社会问题。

包括有残疾人问题，失业问题，贫困问题和婚姻家庭问题；4、边缘群体社会问题。

一般主要指游民问题。

在这几类社会问题中，贫困问题在我国体现得尤为突出，下面我们将主要围绕贫困问题进行探讨。

贫困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一直挥之不去，难以摆脱的苦难，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伤痕。

贫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涉及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域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现代的“贫困”，不仅仅强调了物质和收入的相对数量，也包含了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并且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

在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工作，使农村的贫困问题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没有完全稳定地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从1985年的2.1亿减少到了2006年的2200万，在反贫困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贫困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贫困人口规模仍保持在相当大的数量。

2、我国返贫率较高。

3、特困的顽固性。

4、贫困地区人口普遍营养不良。

城市中亦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贫困群体。

从90年代初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加，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长。

到目前为止，据统计全国城市中的实际贫困规模应该至少在3000万人以上。

此外，城市贫困人口结构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因个人或家庭原因致贫的“三无”人员逐步减少，更多的是下岗、失业、退休人员，以及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包括各种因个人劳动能力障碍所导致的贫困者，意外灾害形成的贫困者等。

从就业结构看，贫困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也多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型工作。

伴随着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一些低收入职工相对集中的工业城市和城镇，由于低收入的生活状态相同且集中，已经具有群体意识。

他们为了改变低收入的贫困状况，开始出现了内部认同和组织群体行为的征兆。

贫富反差过大引起的心理失衡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情绪，把矛头直指政府，一旦有人煽动，就会发生游行、上访、阻断交通等集体行为，危害城市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那么，以贫困问题为例，我们应当如何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呢？首先，在思想认识上，我们应当“正视”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对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提出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在新时期，他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指明了方向。

在具体的措施上，我国扶贫工程应当主要坚持三条路线：第一，制度性扶贫。

制度性扶贫是不仅仅把帮助贫困人口解决温饱当做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作为一种经常性的、规范的制度性行为，有专门的机构、组织人员和经费，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以及明确的目标、规划和部署。

第二，开发性扶贫。

它是通过开发经济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商品经济，真正提高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能力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发展经济的机会，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

第三，集中性扶贫。

从分散性扶贫转变为集中性扶贫，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现阶段，政府的主要工作在于：1、推动经济增长，吸收更多劳动力。

主要表现在：1）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2）增加投入，大规模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益性劳动事业，以工代赈，吸纳更多失业工人就业3）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开辟第三产业的就业渠道。

4）提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2、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机制，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安全功能”。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推进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发展，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贫困人员得到最起码的社会救助，为社会稳定建立一道安全网。

同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及各种民间互助救济事业，通过社会各方面力量来援助贫困阶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不少地区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认识，过度地追求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增长，使得各地区、各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社会关系紧张、社会公共需求不平衡等问题。

这种片面追求快速发展的“唯增长论”，从根本上违背了发展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违背了“社会需和谐”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是根本性的错误。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及时认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意识到社会事业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问题等非主要矛盾在不断激化，应经成为了严重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重大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