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内容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五千年法律实践的沉淀。

这其中有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法律文化传统的特点，对我们当代的法治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何克服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所在，并为之所用，对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和积极贡献等三个方面阐述如何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趋利避害，为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关键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治建设【作者简介】：作者张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芳草湖垦区人民检察院政工科科员，助理检察官。

2009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国家的灵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文化建设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

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法律文化，这些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虽然其中的许多法律思想为今天的人们所摒弃，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甚至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而又是必需的法律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特点“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总和，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法律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感情模式及行为模式的总和。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如下特点：一是礼法结合，伦理为本。

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

礼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宗法等级制度，即“别贵贱、序尊卑”。

在中国古代，法就是刑，刑就是赏与罚，并没有现代法治的意义;二是德主刑辅，教化为先。

德主刑辅，教化为先是儒家大师治国平天下的方略。

他们认为，教化可以使犯罪消失，达到社会平稳的状态。

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认为，人人不犯罪并非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使人们拥有荣辱之心才是治国之本。

虽然教化花费的时间较长，但教化一旦形成，人心已正，只要心术不变，便可永不为恶。

所以，教化是一种恒久的回报。

教化可以使得社会长治久安，而不像法律只会有暂时的功效;三是追求和谐，调解息讼。

息讼是礼治的产物，而争讼是法治的结果。

息讼在中国的形成有深厚的根源。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特点是强调整体的和谐，而忽视个体的权利。

儒家所追求的不是明辨是非，而是要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儒家认为，与伦理道德相比，法律处在次要的地位，应以礼让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

二、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一）受传统“人治”观念的影响，法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忽视法律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主张“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强调人在治国安邦中的主导作用，并且将儒家的“礼”当作调节社会生活的主要工具，国家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认为“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使道德礼仪成为人民行为的最高准则，法律则是道德的附庸。

司法实践中，重大案件的办理，有的案件不是依法独立办理，而是按照领导的指示来办理，有的案件，甚至以道德习俗评判代替法律公断。

这种轻视法律的传统对现代法治建设都有着深远的消极影响，行政干预司法、徇情枉法、徇私枉法、舆论干扰司法、公民法治意识淡漠等现象的大量存在都是不重视法律带来的弊端。

（二）受“权即法”观念的影响，“法律至上”的观念难以形成1李其瑞。

法学研究和方法论[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现代法治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党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必须建立在法律至上的基础上，屈从于法律之下。

党和政府作为执掌和行使国家权利的机构，应该接受法律的监督，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滥用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而，在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法自君出，皇帝拥有特权，超越于法律，支配着法律，法律成为权利的附庸，一切法制秩序的兴废，都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品德与才干。

人们不是用法律的标准去评价权力，而是用权力的标准去评价法律。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法律不是权力存在的依据，而权力是作为法律的存在依据。

所以，君主掌握了最高权力，也就掌握了是非标准。

如黄宗羲《学校》所说：“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朝廷。

”法律成为权力的附庸而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地位，其至高无上性被王权的绝对神圣性所代替，权大于法，法律服从权力，司法制度在制度上始终都要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

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各级官僚只需对上级负责，而不必面向民众，更无须对民众负责，因而习惯于“唯上是从”、“唯最高指示是听”，而不必依法行事。

这种权力至上、权大于法的人治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就是在进行法治化的今天，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行为，阻碍着法律的贯彻实施。

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特别农村和经济不发达地区都普遍存在着“重权轻法”的现象，人们迷信领导的意志是解决矛盾纠纷最有效的手段，这也造成了大量上访事件的发生。

这种崇拜权力，轻蔑法律的倾向，既不利于控制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又不利于防止国家公共权力滥用的现代公法的建立和健全，其危害很大。

（三）受“法即刑”观念的影响，公民的怯法心理难以消除，自觉守法意识难以形成在传统社会中，法律就是刑法，就是惩罚，所谓“法即刑”。

我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集体，拒绝承认人的个性、主体性。

中国社会的礼治秩序就是这样一种秩序，“它以人伦为基础，把强制性规范（尊卑名分）灌注入这种关系中，从而确定在人伦关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体的责任与义务”1。

“礼治秩序的根本性质，必然是一种取消个性、主体性，否认个人独立利益的东方秩序，个人只能按照一定名分给他的责任义务行事”2。

因此，礼治秩序塑造的是“臣民”而非法律上1刘再复、林岗著：《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页。

2刘再复、林岗著：《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33页。

的“人”。

现代法治要求公民信仰法律、自觉守法、积极护法，这是法治建设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的源泉，也是法治规范转化为法治现实的关键。

只有广大公民认识到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并最终对法律产生深厚的情感与由衷的敬仰，无条件地遵守，法治才可能实现。

（四）受传统“等级特权”观念的影响，现代“平等”、“公平”、“权利本位”难以实现现代法治不仅要求人们普遍守法，而且要求人们服从的法律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良法应该体现人民主权原则，能够保障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人身权利与自由，做到权利与义务平等，体现权利本位。

而中国传统法律受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人们在法律面前不是平等的，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一句空谈。

现代中国社会等级特权思想仍然存在，个别公权力部门“官本位”思想严重，对人民权利漠视，导致了行政诉讼难、司法不公、老百姓权利难以得到救济等现象，不仅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传统法律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积极贡献（一）“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法律观念对以伦理道德辅助依法治国的现实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主张“礼治”、“德治”，把礼当成是社会关系的主要调节器，德主刑辅，伦理道德是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法是实现礼的工具，是道德的奴仆，这固然与现代法治所提出的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相背离，但是，封建统治者并未否定法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而是主张礼法互补，综合为治，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则，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形，以礼移民心与隐蔽，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彰显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

“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的主张说明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法与伦理道德间相互为用、共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

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既需要重视社会制度方面的建设，坚持法治，又要重视人们思想方面的提高，实行德治；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法治与德治更应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统一发挥作用。

而以法的精神之实行“法治”和以德的精神之实行“德治”，无论在治国方略、社会治理、日常生活中，都具有价值同源性和规范同构性，二者紧密相连。

传统“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法律观念对现代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重义轻利”的法律观在现代法治实现中也有积极的作用“重义轻利”的法律观包含有重仁义道德、法律义务、轻视个人利益的意思。

当仁义道德、法律义务同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它要求公民为保全仁义道德，服从法律义务而舍弃个人利益。

这种“重义轻利”的法律观虽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但它强调个人从内心对法律的遵守，有利于克服市场经济带给人们自私、惟利是图的道德弊端和法律漏洞，对于法律的遵守，和谐社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蕴涵着人与自然应保持和谐的要求“天人合一”的内涵是自然与人的统一，它产生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在当时那种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情况下，人民只能靠天吃饭，完全依赖大自然，风调雨顺能给他们带来五谷丰登，幸福的生活。

恶劣的自然条件则会严重威胁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懂得保护自然，反对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他们由对自然的崇拜与敬仰的朴素思想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理法观念。

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对自然社会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但对大自然的索取和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提倡“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树立依法治理环境的观念，促进人们自觉遵守有关保护环境及野生动物、森林资源的法律、法规，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重调解的“无讼”法律价值观有利于中国特色调解制度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历来将建立和谐、安定、有序的大同世界作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将“无讼”的出现看作大一统社会在司法实践上的最好体现。

因此，千百年来，“无讼”成了中国传统法制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

为了“无讼”，哪怕是曲解法律、丧失公平、违背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一味强调调解，这种违背法律、不讲原则的调解与现代社会的调解相去甚远，其消极因素应加以消除。

但是，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形式，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民族多、地区差异大、公民文化素质不是很高、法律基础薄弱、法律专业人员与司法人员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