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自觉意识观照下的儒家典籍的译介摘要:儒家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思想是汉民族文化的结晶和历史积淀,对其进行译介是确立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

在译介过程中我们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

通过对以往的儒家典籍的译介的梳理发现,传统的译介实践常常是以外国译者为主体,以“西方中心”的理念为指导,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导致了儒家哲学思想被割裂和扭曲。

在文化自觉意识的观照下,儒家典籍的译介应以中国译者为主体,在“文化平等对话”的理念指导下,采取异化的阻抗式的译介策略,这对弘扬和传播儒家文明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标签:文化自觉意识;儒家典籍;异化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翻译高潮,而本次翻译高潮,无论是在规模上、质量上,还是在对民族复兴的贡献上,都是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

本次翻译高潮正在改变中国在文化输出上的入超地位,时代的迫切需要对典籍外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儒家典籍的翻译,从16世纪末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算起,至今已有400余年。

纵观这400余年的典籍翻译史,我们在译介主体、译介理念和译介策略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文化自觉意识的理念为我们重新审视儒家典籍翻译史和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域。

下面就着重分析儒家典籍外译中在译介主体、译介理念和译介策略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儒家典籍译介的主体译介主体的问题是困扰典籍英译的一个重点问题。

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似乎答案很明确。

儒家典籍的翻译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到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翻译活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分析一下各个历史时期译者的身份,可以发现我国儒家典籍的翻译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类是海外译者,包括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作家和翻译家等;另一类是中国译者。

而且这两类人所占的比例悬殊、情况不一。

从时间上来看,海外译者的翻译活动要远远早于中国译者,早在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

1662年天主教传教士柏应以拉丁文译出《大学》和《中庸》,英国传教士理雅翻译了十三经中的10部经书。

而中国译者的译本出现较晚。

直到晚清时期辜鸿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译本才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儒家经典的翻译由西方传教士所垄断的局面。

从数量上看,海外译者的译本远远多于中国译者的译本。

以儒家经典《论语》为例。

《论语》现有译本30多种。

“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William Jennings(1895)、辜鸿铭(1898)、Leonard Lyall(1909)、苏慧廉(Edward Soothill,1910)、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1950)、James Ware(1955)、Dennis Sweet(1977)、Delmore Scott(1978)、刘殿爵(1979)、程石泉(1986)、丘氏兄弟(1991)、李天辰(1991)、老安(1992)、梅仁毅(1992)、Raymond Dawson(1993)、潘富恩与温少霞(1993)、赖波与夏玉和(1994)、王福林(1997)、Simon Leys(1997)、黄继忠(1997)、Adam Sia(1998)、安乐哲与罗思文(Roger T.Ames&Henry RosemontJr.,1998)、Jack Cai&Emma Yu(1998)、E. Bruce Brooks&A. Taeko Brooks(1998)、David Hinton(1998)、李祥甫(1999)、Edward Slingerland(2003)等人。

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王健(2004)、金沛霖和李亚斯(2005)、Brian Bruya(2005)等人。

”[1]通过对以上译者的分析可以得知20世纪之前的典籍翻译比较有名的译本大多是外国人翻译的。

关于儒家典籍的英译应该由谁来进行的问题,通常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应该由外国译者来进行。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以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A. C. Graham)为代表:“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在这一规律很少例外。

”[2]另一种观点则是由现代著名学者所持有,认为中国典籍的翻译应该以中国译者为主体。

例如胡志挥就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呼吁中国译者承担起典籍外译的责任。

那么到底汉语典籍的英译应该以谁为主体呢?外国译者在翻译儒家典籍方面存在很多不足。

外国译者和中国译者由于身份的不同,他们的翻译动机和对中国文化的掌握都有所不同。

在翻译动机方面,外国译者常常出于宗教输出的目的。

例如,《论语》最早译本的译者利玛窦发现,耶稣会传教士只有掌握了儒家经典,才会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为辅助传教事业,他们开始进行《论语》的翻译。

由于动机的限制,19世纪外国译者的译本里经常添加宗教宣传的内容,造成对原作意义的扭曲。

例如,“在传教士学者麦华陀于1840年完成的一个独特的版本中,《旧约》和《新约》的段落被插入了《论语》之中,以引出有关的道德和宗教意义”[3]。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差异和历史原因,外国译者很难对非母语的文化做出公正的评判。

再加上儒家文化的博大精神,儒家典籍中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即使是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汉学家也是很难掌握的。

因此在外国译者的译本中,儒家伦理遭到误解和歪曲的现象屡见不鲜。

中国译者则常常从民族文化自主的角度出发进行翻译活动。

例如,辜鸿铭翻译儒经的目的和动机就是展示中國文明的道德根基,让西方认识真正的中国,改变被汉学家所扭曲的中国的形象,从而进一步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

他在《中庸》译序的结尾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中国旧学的小书能够帮助欧美人民,特别是在华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代之以道,则我多年研究、翻译此书的努力庶几未为白费。

”[4]另外,相对于外国译者,中国译者具有母语优势。

在理解方面,中国译者更能够掌握儒家文明的精髓和内涵;在表达方面,中国译者进行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要完整客观准确地向外译介儒家典籍,中国译者应该成为主体。

只有中国译者在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基础上承担起典籍外译的工作,儒家典籍才能保持民族独立的文化身份和还原儒家文化的真貌。

二、儒家典籍译介的理念以中国译者为主体,译介儒家思想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儒家伦理和道德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建,是文化自觉意识的重要体现。

但文化自觉意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以“平等对话”为儒家典籍译介的理念,致力于异质文明间的沟通理解,真正为世界的未来文化作出贡献,这才是文化自觉意识的关键之所在。

纵观数百年来的儒家典籍外译史,一方面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使得西方传教士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导致了西方传教士的“救世主”情结,这一情结使得他们以为除了西方文明,其他文明都是野蛮的。

在这种错误心态的指导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有意无意地误读,在西方社会造就了陌生与怪诞的中国形象。

其后的外国译者也常以人类文明的承担者自居,以居高临下的话语态势和单向度的话语流程来对儒家思想进行扭曲。

而这些扭曲了的描述也成为某种范式深刻地影响着译入语读者的心理和中国人对于自身的认知。

中国译者也常常不自觉地认同西方的话语霸权,不加怀疑地追随西方的思想潮流,以“西方中心”的理念为指导,将儒家典籍的思想纳入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

“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华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文论等核心术语和表述的实践中都是以颇为相似的方法实践自己的翻译理念——总是以西方文化预设的文化经验实践西化‘归化’,用西方哲学界现存的预料‘格义’东方哲学典籍,使用浸透了西方哲学理念‘二元对立’思辨形式和语料翻译文言文写就的具有汉文化特有思辨观的汉传统典籍文本和核心术语,在‘反向格义’中‘西化’中国哲学形态现象比比皆是,结果造成了使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陌生感的思辨领域。

”[5]所有这些都是缺乏文化自觉意识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这一现象现在也在慢慢地不断改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融合的趋势的加强,“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越来越多的中外译者都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并在翻译中自觉抵制它的操纵,代之以全新的平等对话的视角。

例如,现代汉学家安乐哲和罗思文翻译《论语》时就采用了去文化中心的视角。

他们在《〈论语〉的哲学诠释》英译本序言中写道:“我们总是预设了自己文化經验中所熟悉的东西,而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材料——恰恰正是它们,展示了作为文化之源的具有可比性的行为。

”[1]而辜鸿铭翻译儒经,也是着眼于儒家的道德诉求,传播真正的中国文明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流畅地道的语言风格和创造性阐释的方法都是平等对话翻译理念的体现。

总之,平等对话的译介理念预设了文化多元性,既强调主体的存在,又承认“他者”的存在。

这种视角有利于我们开拓文化视野。

我们既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唯我是从,更不能为了获得西方文化的认同,就在翻译中自觉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哲学体系,转而以西方文化为范式和模型来对本民族文化体系进行重新组合,若是那样势必会造成民族文化个性的丧失。

儒家经典的译者在西方霸权语境中应该能够立足于儒家原典,在系统地了解本族文明和异质文明的前提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在平等对话的理念指导下,敏锐而智慧地在译入语中还原文化的真相,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传播本族文化、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建的目的。

三、儒家典籍译介的策略文化自觉意识的视角将儒家典籍的翻译看做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工具,这就涉及具体的翻译策略,只有通过对具体翻译策略的分析,才能说明怎样的策略如何充当了这一工具。

儒经翻译最难也最关键的是术语翻译。

儒家典籍中的术语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所以下面就从术语的翻译来分析翻译策略的运用。

儒家哲学体系的核心术语为“仁”。

仁、义、礼、智、信这些抽象术语的翻译就成为儒家典籍翻译的重要内容。

而儒家经典的译者都体会到这些术语翻译的艰难。

例如,诺布洛克在其译本《荀子》第三卷的前言中说道:“我们缺少一些至关重要的概念,而没有这些概念,西方人连提出命题都无法措辞……当我们为了传达一个中国思想家的意思而采用完全西方的术语时,任何敏锐的读者的头脑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西方式的问题。

有些人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即新造术语,但那样一来就无所谓翻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