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思考范中超上传时间:2001-6-21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有所谓“物权行为”理论。

独立性与无因性是物权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

[①]以买卖交易为例，根据物权行为理论，买卖双方当事人缔结的买卖合同是债权行为。

债权行为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请求权。

如果欲使标的物或价金发生物权变动，还需要具备另外的物权行为。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完全分开而独立存在。

这是独立性。

根据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一个买卖交易可分为三个独立的法律行为：一为债权行为（买卖合同）；二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三为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行为。

在肯定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之后，就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受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的影响。

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与债权行为的法律效力相分离。

对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萨维尼有一个经典论断：“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

”[②] 目前正值我国制定物权法，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涉及到物权制度乃至整个民法制度的根本性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对物权行为理论有个深入的了解，才能作出判断。

一、物权行为有助于法律适用吗？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完全分离，如买卖交易，分为三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债权行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和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行为。

学者认为，这三个行为完全分开而独立，概念清楚、关系明确，每个法律行为的效力容易判断，因而有助于法律适用。

[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从理论上讲，我们对每一个法律行为的判断，都有不成立、无效、可撤销、效力未定和有效五种可能。

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对债权行为的判断和对物权行为的判断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那么，在一件纠纷只涉及一个债权行为与一个物权行为的场合（如赠与），法官为处理这个纠纷，首先要考虑债权行为的五种可能性，然后又要考虑物权行为的五种可能性，则共要考虑十种可能性。

而当一个纠纷要涉及一个债权行为与两个物权行为的场合（如买卖），法官就要考虑十五种可能性。

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那么一个买卖交易，法官只须考虑五种可能性就可以了。

显然，承认物权行为会使案件处理变得复杂，琐碎。

其次，物权行为理论不但会增加案件处理的复杂程度，而且会增加交易的难度。

就买卖交易而言，共有三个法律行为，对每一个法律行为的判断都有五种可能性，并且对每一个法律行为的判断又是不依赖于对其他法律行为的判断而互相独立的，如果我们把对这三个法律行为的可能判断一一搭配进行组合的话，我们会发现共有125种（53=125）可能组合。

而现实的交易只能和这125种可能组合中的一种对应。

为直观起见，我们可以图示这125种可能组合。

用A代表债权行为，用B代表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用C代表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行为，分别用1、2、3、4、5代表法律行为的不成立、无效、可撤销、效力未定和有效，并把它们组合起来，如用A1代表债权行为不成立，B2代表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无效等，则这125种可能组合可以如下图所示，直观地显示出来。

图1 物权行为立法模式下买卖交易中的125种可能组合A1 B1 C1 A1 B2 C1 A1 B3 C1 A1 B4 C1 A1 B5 C1A1 B1 C2 A1 B2 C2 A1 B3 C2 A1 B4 C2 A1 B5 C2A1 B1 C3 A1 B2 C3 A1 B3 C3 A1 B4 C3 A1 B5 C3A1 B1 C4 A1 B2 C4 A1 B3 C4 A1 B4 C4 A1 B5 C4A1 B1 C5 A1 B2 C5 A1 B3 C5 A1 B4 C5 A1 B5 C5A2 B1 C1 A2 B2 C1 A2 B3 C1 A2 B4 C1 A2 B5 C1A2 B1 C2 A2 B2 C2 A2 B3 C2 A2 B4 C2 A2 B5 C2A2 B1 C3 A2 B2 C3 A2 B3 C3 A2 B4 C3 A2 B5 C3A2 B1 C4 A2 B2 C4 A2 B3 C4 A2 B4 C4 A2 B5 C4A2 B1 C5 A2 B2 C5 A2 B3 C5 A2 B4 C5 A2 B5 C5A3 B1 C1 A3 B2 C1 A3 B3 C1 A3 B4 C1 A3 B5 C1A3 B1 C2 A3 B2 C2 A3 B3 C2 A3 B4 C2 A3 B5 C2A3 B1 C3 A3 B2 C3 A3 B3 C3 A3 B4 C3 A3 B5 C3A3 B1 C4 A3 B2 C4 A3 B3 C4 A3 B4 C4 A3 B5 C4A3 B1 C5 A3 B2 C5 A3 B3 C5 A3 B4 C5 A3 B5 C5A4 B1 C1 A4 B2 C1 A4 B3 C1 A4 B4 C1 A4 B5 C1A4 B1 C2 A4 B2 C2 A4 B3 C2 A4 B4 C2 A4 B5 C2A4 B1 C3 A4 B2 C3 A4 B3 C3 A4 B4 C3 A4 B5 C3A4 B1 C4 A4 B2 C4 A4 B3 C4 A4 B4 C4 A4 B5 C4A4 B1 C5 A4 B2 C5 A4 B3 C5 A4 B4 C5 A4 B5 C5A5 B1 C1 A5 B2 C1 A5 B3 C1 A5 B4 C1 A5 B5 C1A5 B1 C2 A5 B2 C2 A5 B3 C2 A5 B4 C2 A5 B5 C2A5 B1 C3 A5 B2 C3 A5 B3 C3 A5 B4 C3 A5 B5 C3A5 B1 C4 A5 B2 C4 A5 B3 C4 A5 B4 C4 A5 B5 C4A5 B1 C5 A5 B2 C5 A5 B3 C5 A5 B4 C5 *A5 B5 C5在这125种可能组合中，只有一种可能组合（即带*号的A5 B5 C5）是三个法律行为都有效。

而其他124种组合中，不是这个行为有瑕疵，就是那个行为有毛病，而任何一个瑕疵或毛病都有可能使买卖交易难产甚至流产。

这125种组合还只涉及交易内部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的行为，如果再顾及其他可能性，如标的物所有权已经移转给买受人，但债权行为撤销，而买受人又已将标的物转卖他人。

在这样的场合，问题只会更复杂而不是简单。

可见物权行为并不能使交易关系明确清晰。

最后，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能自觉地、清楚地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从而正确适用法律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我国台湾地区，按照学者的理解，无权处分导致的是物权行为效力未定，而不是债权行为效力未定。

但几十年来，台湾地区的实务部门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判决债权行为效力未定，有时则判决物权行为效力未定。

[④]法律是当事人处事的规距，当事人通过法律预测自己行为的结果。

但当一个法律制度复杂到法官都难以把握的时候，当事人便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因为同样的或类似的行为，法律适用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物权行为既不利于法官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也不利于交易关系的简明清晰，更不利于法律的理解与适用。

二、物权行为与民法体系的建构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使得民法体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逻辑性。

因为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总则的核心内容，而法律行为制度是由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共同支撑的。

如果没有法律行为制度，民法总则就没有规定的必要。

因为民法总则是民法分则的制度抽象，如果没有法律行为制度，民法总则中就只剩下了民事主体制度，而如果只规定了这么一个制度，那么总则的存在可以说是不必要的。

所以物权行为理论不但是法律行为制度得以建立的根据，而且也是民法总则编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

[⑤]这种论断也是有疑问的。

因为，第一，民法总则为什么不可以只规定一个民事主体制度呢？而既使民法不设总则编也未必不行。

《瑞士民法典》把民事主体制度纳入民法“人格法”编而不设总则编，照样好评如潮。

同样，《意大利民法典》也不设总则编。

第二，论证物权行为理论是法律行为制度得以建立的根据之一，其出发点首先是接受了德国关于法律行为的分类。

德国法上，法律行为可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负担行为是发生债权关系的行为，即债权行为。

处分行为是直接发生权利变动的行为。

处分行为主要是指物权行为。

物权行为理论是这一区分的理论基础，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这一区分便毫无意义。

这种区分使债权法领域中有债权行为，物权法领域有物权行为，看似建立了一个完美的法律体系，其实不然。

首先，根据物权行为的理论，物权行为完全独立于债权行为，债权行为的效力不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

而且物权行为是可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一个完全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可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那么人们意欲发生物权变动时，径直为一个物权行为不就得了，再搞一个债权行为干什么？其次，物权行为理论看似扩大了当事人合意的适用范围，实际上只能导致法律行为制度内在的体系矛盾。

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有意定调整与法定调整两种方法。

意定调整主要适用于合同法领域，而法定调整则适用于物权法、侵权法等领域。

法律行为制度是意定调整的手段。

意思自治是法律行为制度的精髓。

通过意思自治，当事人借助于法律行为这一工具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以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

意思自治反映的是当事人主动为自己设计社会关系的精神。

但是物权行为实现不了这一功能。

因为仅仅有物权的合意并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物权合意与登记或交付这些法定要件相结合才能发生物权变动。

如果说当事人之间有物权行为存在的话，这物权行为也不是当事人主动为之，而恰恰如物权行为理论的反对者所说的，它是捏造出来的，因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通过债权合同设计好了。

当事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或几个事实行为，以此来履行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

就不动产交易而言，问题更为明显，在采纳物权行为的国家和地区，登记机关要对交易进行实质性审查。

国家对私人交易活动的审查显然是与意思自治的精神背道而弛的。

如果意思自治得不到保障。

那么法律行为还成其为法律行为吗？在债权行为可撤销而物权行为有效的场合，如果当事人撤销了债权行为，而物权行为却不因此而失效。

这时，根本无法解释当事人的意思。

物权行为理论彻底颠覆了意思自治原则。

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那么问题就简单多了。

对于买卖交易来说，首先需要一个买卖合同，这个买卖合同属于债权法领域，它完全遵循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

然后是履行这个合同，履行行为是事实行为，但是应符合物权法上关于物权变动公示的规定，这是法定调整在物权法领域的要求。

这两个条件对物权变动来说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缺一不可，这样一个买卖交易需要两个法律事实构成，一个隶属债权法，应符合合同法上意定调整的要求，一个隶属物权法，符合物权法上法定调整的要求。

这样不但使债权法与物权法趋于平衡，而且符合人类的交易习惯和思维习惯，这才能真正使法律关系明确清晰，有助于法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