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传统的城市设计中，景观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建筑的围合决定了城市的空间形态。

在过去的20年内，一种新的城市设计理论——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开始出现，并广泛被欧美的设计领域所接受。

其中既有景观设计师的自我发现，也有哲学与技术领域研究的引导和建筑师的大力推动。

1 景观设计的两大阵营“二战”以后的景观设计学大体沿着2条道路发展，一条是延续对景观艺术的执著追求，这一阵营沉迷于对花园涵义的诠释、关注人性空间的营造，并且注重创新性的设计过程、实施的新兴技术，从丹·克雷(Dan Kiley)、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彼德·沃克(Peter Walker)[1]以及乔治·哈格里夫斯(George Hargreaves)[2](图1)等人的作品中可见端倪。

在生物进化论、生态学和土地伦理学等理论的催化下，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3](图2)和麦克哈格(Ian McHarg)的《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 )》[4]等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景观设计学的另一阵营——生态规划体系架构基本形成。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进一步夯实了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

景观都市主义的涌现The Emergence of Landscape Urbanism摘 要：过去20年内，在后现代哲学和技术领域研究的推动下，源自建筑却在景观与城市设计学科开花结果的设计理论——景观都市主义逐渐深入人心，并为欧美的大多数设计师所推崇。

从传统景观设计学的困境出发，讨论了景观都市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实践。

城市都市主义是基于生态功能和人类活动的复杂系统，它意味着城市设计的一种新范式，为现代城市化提供了从图像转向组织和策略的、具有文化、生态和经济可行性的新途径。

关 键 词：风景园林；景观都市主义；涌现文章编号：1000-6664(2012)11-0087-05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2-03-29； 修回日期：2012-08-15Abstract: Driven by the post-modern philosophy and new technologies, landscape urbanism, originated from architecture but becoming mature in landscape and urban design disciplines,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the designers from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past 20 year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design and its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forming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urbanism. It is the complex system about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human activities, a new urban design paradigm for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which is transforming from the image to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methods with cultural,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ies.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urbanism; emergence刘东云 / LIU Dong-yun两大阵营试图以尺度来划分自己的领地：前者针对单一场地尺度的设计，以及消除开发带来的不良后果；后者主要针对区域尺度，全面运用生态过程和自然系统方面的知识来规划人居环境。

这样的后果，必然使得艺术与设计成为一派，而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成为另一派。

尽管整合两大阵营的呼吁层出不穷，但却因为在处理城市化研究和生态设计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而未能实现。

2 景观设计的觉醒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5]认为，3个方面的因素阻碍着景观设计学的再生和发展：一是景观设计实践中的惯性，表现为对大尺度的社会和文化演化的漠不关心；二是景观历史的建构维系相关利益集团的表现手法；三是景观设计师对“自然”的形而上学的崇拜。

然而，仍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力图把生态学和自然过程的知识应用于复杂的城市过程研究，如C.A.Smyser1982年出版的《自然的设计(Nature's Design )》[6]、迈克尔·霍夫(Michael Hough)1984年出版的《城市形态与自然过程(CityForm and Nature Process )》[7](图3)以及安妮·斯波(Anne Spirn)的《花岗岩花园(Granite Garden )》[8]。

风景园林论坛88风景园林论坛生态学和创造性之间的相似性预示着景观设计学的另一方向[9]。

在《丈量美国景观(Taking Measures Across the American Landscape )》一书中，詹姆士·科纳(James Corner)和航空摄影师亚历克斯·麦克莱恩(Alex S. MacLean)合作，从高空捕捉工业化生产和都市蔓延所造成的大尺度景观[10](图4)。

在这里，科纳试图探索包含自然和文化的人工生态学(constructed ecology)，即在城市环境中创造的包含生态功能和人类活动的复杂系统；其设计方法也转向组织和策略、功能和量度、栖居和过程。

欧洲的城市化进程与北美不同，景观设计师越来越多地关注后工业或后农业的废弃地和模糊地带。

鲁尔地区1989年至1999年连续10年举办的国际建筑展览，核心议题是在保护和重新利用工业建筑遗址、修复环境损害的同时，刺激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复兴。

彼得·拉茨(Peter Latz)设计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11]，保留了场地中的植被和工业构筑物，并利用原有的“废料”塑造公园的景观，从而减少对新材料的需求，昔日的钢铁厂被改造成为一个综合的休闲娱乐公园。

在荷兰，景观设计师和理论家对非自然式景观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传统农业景观被认为要注重实效，但林地、沼泽地、荒地和精心耕作的农田，从空中看表现为宏伟的巨大拼图。

West 8的一些项目摒弃了传统的总体规划方法，尝试构建生态学、基础设施和景观设计之间联系的桥梁[12](图5)。

西班牙的城市基础工程与艺术、城市生活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城市景观。

由琼·罗伊格(Joan Roig)和恩里克·巴特列(Enric Batlle)设计的巴塞罗那东北立交桥项目，不仅考虑了合理的交通功能，而且结合了城市公共空间和休闲娱乐设施，力图创造新的都市活动场所[13](图6)。

上述景观实践表明，对都市化和自然景观关系的批判性再认识可以强化景观设计学的责任；景观可以恢复成多变的、透明的和当代都市化的主要秩序与机制。

3 建筑学领域的思想转变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后现代哲学体系和对图解概念的哲学解释，是后现代建筑实践的理论基础。

福柯[14]认为：“图解是一种函数关系，是从具体用途中抽象出来的关系”。

在《福柯》中，德勒兹进一步解释了福柯的图解概念，认为图解是一部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包含可述的功能及事物的定义，以及产生出不同的可见形式[15]。

荷兰UN Studio的建筑师本·伯克尔(Ben van Berkel)写道：“建筑学与科学有了令人惊喜的结合点，这完全归功于德勒兹及他的注释在我们职业内部转换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16]”1960年成立的伦敦阿基格拉姆小组(Archigram)，是俄罗斯构成主义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建筑设计革命。

该小组以皮特·库克(Peter Cook)为首，成员包括沃伦·乔克(Warren Chalk)、丹尼斯·康普顿(Dennis Crompton)、大卫·格林(David Greene)、罗恩·赫伦(Ron Herron)和迈克·韦伯(Mike Webb)，他们拥有艺术和建筑的学术背景，深谙社会的快速多变，主张建筑和城市应该与“当代的生活体验”紧密结合。

他们的建筑和城市大都直接取材于大众传媒中的城市、生活和政治等波普文化，通过平面传媒、照片、卡通画等道具，并融入预制构件、舱体单元和网状结构等多种拼贴道具表达未来城市的各种景象。

阿基格拉姆小组实际建成的建筑非常少，但其“流动和运动”“消费性和易变性”等概念成为当代建筑和城市设计研究的核心理念[17](图7)。

阿基格拉姆小组之后，库哈斯(Ren Koolhass)领导的OMA的“社会学研究”实践为图解在建筑和城市设计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纽约时报》评论的封面人物库哈斯，称之为“建筑师时代建筑师的建筑师”。

考察OMA历代员工的名单，可以发现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MVRDV、FOA、NOX等名字。

早年的记者和剧作家经历，使其把对社图1 哈格里夫斯Crissy Field公园[2]图2 《寂静的春天》封面[3]图3 《城市形态与自然过程》封面[7]89LA Forum会的本能关注带入到建筑，把建筑作为发掘和制造事件的方式。

《癫疯的纽约——曼哈顿的回溯宣言(Delirious New York，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Manhattan )》[18]是一个里程碑，之前是对都市文化的研究，之后是物质化的建筑实践。

1996年出版的《S, M, L, XL 》[19]，将库哈斯近20年实践分为小、中、大、超大等4类。

与此同时，库哈斯带领哈佛学生进行的“都市考察”研究(又称为AMO，出版了《哈佛设计学院购物指南》和《大跃进》2本书)，使用平面设计、媒体技术等手段来处理数据，并使分析过程图解化[20-21]。

1998年，在IIT的演讲中他提到：“建筑不再是城市秩序的首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