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念原有释义“国学”一词，古已有之。

《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

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

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

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

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

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

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2]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并不无贬义地称中国文化为“支那学”。

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

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

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

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

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

[2-3]就国内而言，清末民初，学界对“国学”的释义争议很大，大致有以下几种：（1）“国学”即“中学”。

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

（2）“国学”即“国粹”。

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

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

（3）“国学”即“国故”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

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

“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

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

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

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

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

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

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重新释义就国内而言，鉴于上述缺陷，有的学者尝试从内涵上重新释义《国学》。

如宋定国教授在其《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这样的阐释：“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的国内简称，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文化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

2国学内容就内容而言最初，《汉书.艺文志》对国学有一个基本的分类，将其分为六个部分。

这六部分构成了国学的前身。

第一部分：六艺。

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

六艺有大六艺，小六艺。

小六艺是六种技术：礼、乐、射、御、书、术。

是具体培养人的人格和各种技能的。

大六艺，就是六经。

任何时候，经总是排在首位的。

这就是中国的精神，是国学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东西。

第二部分：诸子百家。

诸子如同皇帝出行时陪同的王侯，各司其职。

诸子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

第三部分：诗赋。

诗和赋不一样，是两种不同的体裁。

《汉书"艺文志》里有《诗赋律》。

古代秀才登高就能赋，而我们不如古人。

第四部分：兵书。

兵书在古代知识分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和后面讲的术数和方技被看做是实用理性的。

第五部分：术数。

譬如作为占筮的《周易》。

第六部分：方技。

房中术、医术都是方技。

[3-4]就机构而言“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书院等。

近些年，适应“国学热”也简历了一些相应的机构。

就经典而言（1）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古籍”、“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

重要书目如：《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还有《弟子规引》（2）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

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春秋》、《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唐大诏令集》、《列女传》、《高僧传》、《东莱先生史记详节》、《晋书》附叙十六国云《载记》、《清稗类钞》、《禹贡》、《山海经》、《水经注》、《唐六典》、《通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通》、《文史通义》、《战国策》、《永乐大典》等等。

（3）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4）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3研究机构就国内而言，早在上个世纪初期，章太炎先生就创办了“国学讲习所”，是近代国学研究机构的开端。

后来出现了著名的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到1929年结束历时四年，以四大导师名闻于世，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

中央大学也有国学研究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科学院曾有相应的研究机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学热兴起。

各个大学相继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如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人民大学的国学院和国学系，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中心，清华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室。

于此同时，民间的国学社团普遍兴起，各大高校也都有国学社。

如南京大学国学社。

长安国学院是政府批准的全国范围内首家大学以外的独立国学院。

其后国家又批准了北京国学院，已经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兴建。

国家级的国学院也由国务院参事室牵头开始在鸟巢附近规划兴建。

国学传播机构。

综观当前全球文化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已渐呈蓬勃复兴之势，尤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影响最大，其源也远，其积也厚。

三家机构均以弘扬国学为宗旨，但又各具特色——北大国学研究院以学术研究著称，人大国学院以培养人才见长，而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则以传播和交流为重。

国学传播中心，就是以推动国学的普及、研究、传播、交流为手段，以文化产业化、科研市场化为突破口，以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积极探索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除了高校背景的国学传播机构外，以北京老百姓国学会为代表的一批民间国学传播机构应运而生，国学传播机构是以普及国学知识、弘扬国学精萃、建设先进文化为主要职能的常设工作机构，旨在社会范围内，在民间，积极传播华夏文化、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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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学术的基本精神在先秦时期业已形成，又鉴于中国学术著述浩如烟海，前后绵延数千年，限于个人精力篇幅，本书主要就先秦时期的学术精华和神韵，从“通天之学”、“基础之论”、“悉备之道”、“诸子争鸣”、“百家之言”、“学海奇芭”和“经世之说”等七个方面，依据相关的史料、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力求用最为简洁的文字加以概述，以便读者了解“国学”之精华、神韵等胜迹，并在此基础之上，举一反三地对“国学”加以领路、揣味。

《国学探疑》是对某些问题的质疑，书中所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涉及到“国学”概念重新阐释，“国学”中的难点、热点以及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依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文献和翔实的文献，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探释：或矫正，或修补，或重新厘定；凡有确凿而翔实的资料可以佐证的，则大胆提出，不乏独到见解，而尚缺乏确凿、翔实的资料佐证的，则留作疑案，决不臆测和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