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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1960年的文章“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思斯”中写道:“(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式提供了一个研究储蓄和投资问题以及研究资木品生产和消费品需求之间平衡关系的非常简中、非常独立的理论。

卡莱茨基重新发掘了这个理论并把它作为处理凯恩斯所留下问题的基础，哈罗德和多马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长期发展理论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严肃地加以研究，而不是把他作为永远正确的圣贤人物，或者反过来把他作为随意讥笑的对象来对待，那就会节约我们许多时间。

”罗宾逊夫人的意思非常清楚，卡莱茨基和哈罗德一多马等后人所研究的经济增长问题，马克思早己经研究过;之所以后人没有重视马克思的理论而浪费时间去重复研究，是因为大家对马克思的态度不正确。

朱钟棣《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4月学者们公认，《资木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独特分析，而“资木雇佣劳动”，是这种独特分析的核心命题。

这里的问题是:“资木雇佣劳动”是否是市场制度的一个普遍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难道不是“资木雇佣劳动”，而是“劳动雇佣资木”?对后一小问题的回答肯定是否定的。

虽然在讨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问题时，我们有意识地回避“资木家”一词，代之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与“企业家”，并列的资本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不存在资本家?没有人给出一种解释，甚至于无人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这也正是某此人对社会主义市场制度持怀疑态度的重要理论根源。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必须超越市场和资本的具体历史形态(I.梅扎罗斯，2003)杨春学《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核心命题--对西方学者有关研究的深层反思》，《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森岛通夫和凯特弗里斯所阐述的冯·纽曼的一般动态均衡模体系的分析方法，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证明，在涉及到几个生产过程生产一种产品或一种生产过程生产两种以上产品的联合生产中，就会出现负劳动价值或价值不一致的情形，并以此作为其抛弃劳动价值论的理由。

显然，在现成的马克思的书本中是无法找到反驳这种论证的充足的根据的。

森岛通夫和凯特弗里斯根据冯·纽曼的不等式和线性规划法，求解最佳解，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难题。

因为，按照他们的分析，在联合生产的情况下，必有一种使用劳动量最少的过程，用线性规划方法确定使用劳动量的最小值，就可以确定联合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结果，产品的价值既不可能是负的.也不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形。

这对于解决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1J题不能不说是一种贡献。

另外，森岛通夫和凯特弗里斯还证明，按照冯·纽曼的“黄金规则”，把固定资本看作是一系列生产过程的投入品和产出品，可以解决资本折旧和重置投资间的差别问题。

这种观点或论证方法，也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杨玉生《应该重视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还在于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例如，斯威齐和巴兰所写的《垄断资木》就是一本创新之作。

该书的主题是“垄断资本条件下，经济剩余的产生和吸收”。

“经济剩余”是指“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们的成木之间的差额”。

在解释“经济剩余”，的含义时，他们指出:“剩余的大小是生产能力和财富的指标，是一个社会享有多人的自由来完成它给自己树立的任何目标的指标。

剩余的组成部分表明一个社会是怎样利用那种自由的:它在扩大它的生产能力上投资多少，它以各种形式消费多少，它浪费多少，是怎样浪费的。

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个不同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概念，是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

杨玉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及其启示》，《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自60年代初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出版后，多布开始对斯拉法的“新李嘉图主义”的价值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有必要“沟通”斯拉法的价值论和马克思的价值论，从而在一种“牢固的逻辑基础上”，用“非教条式”的研究方法，恢复一种“李嘉图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进而重新探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逻辑结构多布生前并没有对这种逻辑结构提出什么有创见性的看法，但是他的这种理论研究趋向的变化，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顾海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向及其基本特点》，《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2期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r.A.费里德曼从苏联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

他在经济增长理论方而的第一项研究成果是1927年发表的《关于美国1850年至1925年和苏联1926/1927年至1940/1941年国民经济结构和动态的思考》。

他在经济增长理论方而的代表作是1928年发表的论文《论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理论》。

这篇论文是费里德曼向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关于苏联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报告。

后来分两次连载在1928年11月和12月的苏联《计划经济》上。

吴易风《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新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扬·斯蒂德曼通过对联合生产、技术选择的分析，证明了负劳动价值和负剩余价值的存在，从而得出必须抛弃劳动价值论的结论。

无疑这一点是应该批判的。

但是，斯蒂德曼也证明了，用斯拉法的理论体系同样可以得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结论。

另外，他还证明，用斯拉法的理论体系，可以直接得出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从而避免了麻烦的转化程序。

杨玉生《评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4期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罗默认为，要解决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新占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体系和数学形式化建模方法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中，罗默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用了高度数学化的重建，尤其是讨论了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崔学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两种发展方向》，《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克劳斯在其著作《货币与抽象劳动》的序言中，将其研究的基本方式总结为“马克思的三角形”，即克劳斯所理解的马克思有关货币、抽象劳动与价值形态的有关相互关系的理论，并认为他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是价值形态问题。

他从价值形态问题出发.以“马克思的三角形”作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分析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胡方《论克劳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经济科学》2003年第1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工作发端于1972年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艾伦·伍德(ALlen W.Wood)发表《马克思主义对正义的批判》一文，该文率先提出马克思的正义论是关于交易的正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