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中国之意义

陈学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这一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这一研究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这一研究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了推动力，为正确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了借鉴；从本世纪初至现在，这一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资源，即一方面为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做出理论说明，另一方面为中国道路破解面临的难题和矛盾提供理论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社会主义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传到我国的。我国学者对其已经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甚至整个理论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界的“显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本世纪初至现在。笔者在这里回顾一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三个阶段，着重揭示各个阶段的研究在当今中国所产生的意义。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开辟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解放。而在各种思想障碍中，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是最大的思想障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意义就是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涌进国内，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萨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在中国一下子耳熟能详，他们的著作成批成批地被译成中文出版，充斥于中国的书店之中，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甚至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所有这些，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最主要的是带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的改变。人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如当时所理解的那样，起码人们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原来还具有以下这些特点：其一，现实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为自己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使命，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地与现实相结合的过程。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20世纪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在于它具有“现实性”这一重大特征。尽管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纯学术来进行研究，但总的来说，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派别都注重面对社会现实。即使他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即使他们从来也没有企图建立某种政党来实践自己的学说，即使他们大多是在书斋里钻研学问的学者、教授，即使他们写下的著作晦涩难懂，但是，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思想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刻关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定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只要看一下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阶段他们研究的主题都与现实息息相关。20世纪初，主要研讨的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围绕着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战争展开研究；苏联十月革命发生以后，又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前景集中进行探讨；在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随之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探讨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电子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发展，把对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效应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比较自觉地使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当然出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论，实践性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即它必须面向现实。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永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与魅力出自于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苏东剧变后，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陷于失败的根源时，往往把失败的根源归结于理论脱离实际，即僵化地、静止地、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运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由于理论脱离实际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巨大危害，这更激起了他们密切联系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觉性。其二，开放性。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开放”，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向各种思潮开放，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中的宝贵因素。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一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某一特定的哲学思潮“融合”在一起的派别，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样，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往往是借助于与其他西方哲学思潮的结合而实现的。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哲学舞台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潮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画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致力于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因素的过程中，首先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较早的欧洲权威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退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舞台上去。他们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即直接从欧洲哲学权威出发，沿着青年马克思的轨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当然，他们更多的是试图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可以说，他们广泛涉及现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只要一出现有影响的新的哲学思潮，他们都会把其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寻找可以用来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闪光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是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认识密切相关的，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那里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倘若不吸收他们以前的以及与他们同时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历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继续发展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仍然必须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中吸收养分。其三，多样性。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不难看出这种发展往往是通过多样性来实现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公开发表以后，围绕着对这一文献的不同解释，更是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性趋势越来越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多样性。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思潮相继脱颖而出，“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是流派纷呈，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先后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实际证明，仅仅用“分化”甚至“分裂”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和理解这种多样性是十分不妥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性，这种多样性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繁荣是借助于这种多样性来取得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这种多样性局面的出现，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观点原本所具有的歧义性会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更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会因理解者的立场、处境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差异。不能低估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特征的重新认识。正是在对这些特征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推倒了原有的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这是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的理论前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这主要表现在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和苏联的解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可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都未曾想到，在苏东剧变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国外，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事实已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学者所宣称、所希望的那样“行将销声匿迹”，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好”。面对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掀起的这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热潮，国内有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敏锐地感觉到了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并怀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立即加以跟踪探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我国学者对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跟踪研究有声有色，所开展的主要活动有：其一，召开研讨会。1996年10月14-1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学者云集中国人民大学，借“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之机，围绕着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形势、问题和任务，以及我们如何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进行了坦诚而有深度的讨论。1998年6月26日，首都60多位专家学者在北京大学再次召开会议，集中探讨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态势。1999年8月17-22日，“世纪之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在云南大理和迪庆召开。在出席这次会议的全国各地30多名学者中，既有长期专门从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也有全国著名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会议就如何评价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怎样研究和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和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肩负怎样的责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二，出席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自1995年起，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不断地召开，其中有的会议盛况空前。这些会议均有中国学者参加。与会的中国学者不但向大会递交了论文，而且积极参与讨论。回国后，他们根据自己的真情实感写下的一篇篇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纪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心系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前途的中国人民通过这些纪要受到了深刻而有益的启示。其三，出国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为了了解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状况，不断有中国学者到国外去作专门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率领的学者代表团一行五人，于1995年10月24日至11月11日，访问了法国和德国。通过他们的考察报告我们可以知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西欧思想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热情并没有冷却，整个研究状况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比起刘吉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代表团对欧洲的考察来，中国人民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课题组的考察，地域更广泛，历时更长。他们考察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西方和广大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朝鲜、越南、古巴的党不包括在内)的状况；二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及其走向。他们的结论是：大多数共产党人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冲击，在低谷中奋斗不息；马克思主义仍然吸引着尊重事实、追求进步、探究真理的人们。其四，引进有关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图书资料。苏东剧变后，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升温，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论文触目皆是，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刊杂志也有增无减。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跟踪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把这些书籍、论文、杂志引进来。在这方面，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五，对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上述诸多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为研究服务的。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态势，根本目的是为了消化它、研究它，再在此基础上从正面、侧面、反面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原来有着很好的基础。对国外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