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领域和节奏步骤，以G20和地区机制建设同步推进为抓手，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有效。

〔关 键 词〕全球经济治理、G20、中国外交战略〔作者简介〕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 8832（2017）1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网络的核心部分，也是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领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全球经济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复杂而严峻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作用的期待也不断上升。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落下帷幕，为世界经济如何走出低迷、走向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描绘了新蓝图，也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确立了新的历史方向。

面对当前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复杂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国只有进一步顺势而为，统筹兼顾，才能突破各种制约，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发挥更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一、全球经济“四难”与治理的“四化”挑战世界经济运转状况可以用四个指标衡量，一是经济增速与效率，二是经济系统安全与稳定，三是社会分配公平，四是环境可持续。

当前，全球经济“四难”并存，且呈现相互关联和叠加的局面。

一是经济增长总体乏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疲弱，总体在年增幅3%的区间徘徊，全球投资与贸易活动趋缓，危机前全球贸易数倍于GDP增长的态势不再。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源于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求方面，由于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全球人口增速下降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增强等，全球有效需求不足。

供给方面，技术创新缺乏突破性进展，全球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脱实向虚，抑制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中小企业发展活力。

从国别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结构性改革瓶颈，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1]二是经济体系脆弱不稳定。

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发展到全新阶段，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上升，科技创新在为人们带来更多财富、知识和机会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

第一，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进程波动性加大，但金融监管措施仍主要针对事后危机管理，难以有效避免金融危机。

[2]美国整体实力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凭借其美元绝对优势地位，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货币政策，增加了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

第二，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扩大以及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促使个人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加之社交媒体舆论场的偏激和无序易引发社会舆论的极化，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3]第三，国际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风险上升，各种宗教极端思潮泛滥，自然灾害、传染病等频发，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1]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Spillovers amid Weak Growth,” January 2016.[2]　James M. Boughton, “Stabiliz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n the System be Sav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2, September 2014, pp.5-7.[3]　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扩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步入所谓“后真相社会”。

信息的碎片化、偏激化、虚假化加速蔓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如何管理社交媒体对社会舆论、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Art of the Lie,”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0, 2016；王文：“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交织，加剧了世界政治安全局势的不稳定，也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

三是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凸显。

“全球议程委员会”发表的全球趋势报告中，收入不平等问题被列为首要关注议题。

[1]2013年，全球基尼系数达到0.625。

近几十年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增长，总体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不降反升。

[2]一系列研究表明，资本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将扩大不平等问题，国家间政策协调与国家内部相应政策支持的缺乏，势必导致弱势群体在资本扩张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经济增长的收益严重失衡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但会严重制约世界经济有效需求的提升，还会加剧国内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蔓延，甚至引发更大范围的政治与社会冲突。

[3]四是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堪忧。

气候变化是一个公认的全球性问题，不仅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风险，也已经被各国作为一个安全议题置于内政外交的前列。

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空气、水体、土壤污染等环境挑战，不仅对本国国民的生命健康构成直接威胁，也危害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15年底巴黎全球气候峰会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有效集体行动。

世界经济之所以呈现上述“四难”并存的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发展的不适应性和供给不足密切相关，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领导力量分化，新老领导力量交替仍处于过渡期。

新兴经济体势力的相继崛起，利益攸关方数量显著增加，改变了原来的经济治理体系力量格局。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内部出现分化的总体态势，又使得未来新老力量发展格局与前景尚不明朗。

未来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力量模式将取决于传统领导力量与新兴领导力量之间的博弈互动关系，而新老力量[1]　“Outlook on the Global Agenda 2015,”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reports.weforum. org/outlook-global-agenda-2015/wp-content/blogs.dir/59/mp/files/pages/files/outlook-2015-a4-downloadable.pdf.（上网时间：2016年12月10日）[2]　The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Taking on Inequality,” 2016, pp.9-10.[3]　James K. Galbraith,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A Study of the World Economy Just Before the Great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互动模式仍未定型，是取代式、互补式，还是并行式尚未有定论。

[1]在领导力量分化和不明朗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问题将更加突出。

第二，治理理念和价值多元化，全球治理话语权竞争加剧。

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的主导和正统地位正不断受到挑战和动摇，[2]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多元发展道路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理解和肯定，但远没有形成主流，例如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论争。

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和价值多元化，导致相关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执行权等治理规则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

如何增进多元的治理理念和价值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价值“和而不同”的面貌，为全球经济治理凝聚新共识，避免价值对立甚至文化冲突，其意义更加凸显。

[3]第三，治理机制碎片化，暴露了现行治理机制在代表性、有效性方面的双重缺陷。

区域型、次区域型、跨区域型治理，以及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和谈判正在取代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渠道的全球多边经贸体制，不断割裂世界市场的整体性。

如何加强沟通和利益协调，构建高效、完整的经济治理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克服市场机制失败的重要环节。

第四，国内治理国际化。

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各大经济体的国内政策“溢出”和“溢回”效应进一步增强，管理和协调上述效应的任务更加紧迫。

相应的，各经济体如何通过自身改革和转型，强化适应外部世界经济变化冲击，加强自身治理机制的韧性，成为检验各经济体国内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

尤其在当今逆全球化势头升温，各种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潮流渐趋盛行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治理关[1]　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Joseph S. Nye. Jr.,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oreign Affairs,Vol.96, No.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10-17; Evan A. Feigenbaum, “China and World: Dealing with A Reluctan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1, January/ February, 2017, pp.33-40; Kori Schake, “Will Washington Abandon the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41-47；刘兴华：“印度的全球治理理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王翠文：“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与现实”，《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　Robert Niblett, “Liberalism in Retrea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7, pp.17-24.[3]　俞可平：“全球治理的趋势及我国的战略选择”，《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胡键：“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第11-15页。

系，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遇和新动力当前，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势抬头，全球化的传统推力反转为阻力。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地位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发展结构性矛盾增大、增长势头减弱、群体内部发展分化等压力。

尽管代表着20世纪全球化的传统贸易额连年下滑，但信息、观念、数据、创新的全球扩散速度和广度正在加速推进。

2016年3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数据全球化：新时期的全球流动》报告指出，“这个世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1]因此，时下全球化的低潮和盘整绝非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处在一个新旧转化的关键时期，需要确立新的方向，凝聚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