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法理学与儒家美德法理学*Lawrence B. Solum**I.引言在本次演讲中，我将讨论美德法理学的两种类型——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法理学与儒家美德法理学。
本演讲主要有以下几个目标：首先，我会介绍德性（aretaic，或者“以美德为中心”）的法律理论：我将这种类型的理论称作“美德法理学”。
其次，我会简要地勾勒出两种独特的美德法理学类型——第一种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为基础，第二种则发展自如儒家的社会思想。
最后，我将比较二者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讨论。
在探讨“美德法理学”之前，请允许我先对“美德”和“法理学”两个概念进行初步的厘清。
英语中的词汇“美德（Virtue）”来自于拉丁文“virtu”，而这个拉丁文又来自于希腊语“arête”。
即使对于现代的英语使用者来说，“virtue”这个词的含义也并不是那么清晰明了。
这个词可以指“优点”或者“好的特征”，比如我们会说“这辆车的美德是它的里程数较少。
”有时候，“美德”又可以被理解为“贞操”：我们可以这样运用这个词，“她在出嫁之前一直保有她的美德。
”在美德法理学中，我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美德这个概念的。
美德是指“人的卓越”——即，使人成为“好人”或者“卓越的人”的属性或者特点。
“美德”的哲学意义扎根于古代西方哲学传统之中，我们可以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发现它。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包括了勇敢、实践智慧和正义等品质。
“法理学”也是一个模糊的词汇。
“法理学”有时候可以被理解成某个部门法法律教义的总和，比如我们会讲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法理学”。
“法理学”也可以用来一般地指称法律理论，或者更精确一点，法律哲学。
当我说到“美德法理学”的时候，我是在理论与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II.什么是“美德法理学”？美德法理学是一种独特的法律理论研究路径。
在法律理论中，有三个问题反复困扰着我们对法律的理论性思考。
我们可以从美德法理学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来介绍美德法理学的理论核心。
第一个问题是：“立法的目标或者目的（telos）是什么？”总体而言，美德法理学的答案是法律的基本目的在于创造必要的条件来促进并且保持人的卓越或美* © 2009 by the Author.**副院长，John E. Cribbet 法律教授，哲学教授，伊利诺伊大学。
Lawrence B. Solum德，并最终实现个体与社群的蓬勃焕发。
不同版本的美德法理学对人的卓越可能会有不同的具体见解。
第二个问题是：“合法的纠纷解决或者法律上正确的纠纷解决的标准何在？”总体而言，美德法理学认为合法的标准应当和具有司法美德（或司法卓越品质）的裁判者将会做出的判决相一致。
不同的美德法理学对司法美德也有不同的理论概括方式。
第三个问题：“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本质与守法（作为一种美德）的本质？”美德法理学认为守法的美德与社会规范内在化有关，也就是遵守社会规范的行为倾向。
这些基本的社会规范为整个社会广泛地共享，并且使得特定的人类社群得以蓬勃发展。
III.两种美德法理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儒家美德法理学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它们各有其相应的关于人类卓越的理论。
举例而言，在西方道德哲学中，我们就发现了各种不同的美德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阿奎那和休谟都有独特的关于美德的理论。
在西方哲学传统之外，还有其他哲学美德理论——其中就包括了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类美德的理论。
在今天的讲演中，我主要讨论两种美德理论——其中一种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另一种则来自于儒家——这两种理论都可以发展成相对应的美德法律理论：亚里士多德美德主义法理学与儒家美德法理学。
A.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法理学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入手然后再转向当代的美德伦理学。
1.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是西方思想的奠基性人物——他既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也为形而上学、知识论以及道德和政治哲学设定了基本的方向。
《尼各马克伦理学》是亚氏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据信这部作品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根据其课堂讲义辑录而来。
我们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入手来介绍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对于人类来说，哪一些目的或者目标是最有价值的？”或者“什么是人类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的价值？”亚里士多德论证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定要满足下面三个条件：一、这个最高的价值是因为其自身而被追求；二、这个最高的价值不可以是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三、所有其他的价值因为这个最高的价值而值得追求。
符合以上三个要求的最高人类价值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eudaimonia——虽然不太确切，但我们一般把它翻译为“幸福”（happiness）。
Eudaimonia这个概念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幸福”。
Eudaimonia不是通常而言的快乐或者幸福的感觉—Virtue Jurisprudence—这样的感觉仅仅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心理状态。
Eudaimonia还是“活得好”（eu zên），这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更是一种客观的生存状态。
幸福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好的或值得追求的，这一点似乎显白无疑——这种说法的不妥之处并非幸福缺乏内在价值，而是这个结论本身就是一种同义反复。
人们追求幸福并不是因为幸福可以作为工具来实现其他价值。
我们可以试着将下面这个句子补充完整，“我想要幸福以便追求（）。
”似乎没有其他哪一种价值可以填入这个括号将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因为幸福不是因其他价值才被追求的。
最后，亚里士多德论证说其他的人类目标——比如财富、健康或其他资源——是因为他们能促成幸福才值得追求。
我将不再赘述亚里士多德获得以上结论的论证，但我确实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状态的探讨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幸福的看法或者直觉相一致。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对于幸福值得追求的特性的讨论过于抽象，那么他对幸福本质的讨论则更为具体有形。
亚里士多德在发展他自己的幸福观的过程中运用了道德哲学中最有有名的论证之一——“功能论证”。
亚里士多德以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什么是幸福？”，他问，“人的功能（ergon）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人类所独有的功能是人能够依据人的卓越品质（或美德）的要求进行理性活动。
所以幸福也就在于“在整个生活的过程中运用理性”。
为什么幸福与理性有关呢？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存在；理性是人类的本质，是将人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人类独有的特征。
为什么又要“依照卓越品质的要求”呢？因为一般来说，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总是需要做事者具有适当的品质或者美德；因此行动者从事人类所从事的事务也就需要行动者具有相应的人类卓越品质。
为什么说“在整个生活的过程中”？因为人的幸福生活可能被尚未出现的悲剧断送掉；考察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幸福的最佳着眼点是在生命的结尾，从后向前回溯整个生活的历程。
亚里士多德论证说美德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为了让一个人具有卓越的理性活动的生活，除了美德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价值。
不幸（可怕的意外）或者极端困窘（缺乏资源）可能剥夺一个人在整个生活的过程中依照美德的要求进行理性活动的能力。
一个人如果终日从事过度消耗体力的劳作或者进行重复的机械劳动，即便她有机会来追求更高的目标，她也无法从事各种符合美德要求的理性活动，因此她的生活也就不可能是幸福的。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人类的卓越品质？”亚里士多德建议我们把美德分为两类，智识美德和道德美德。
智识美德是心智或者智力的卓越状态，心智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灵魂中的理性部分；道德美德则同品性和情感有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情感是灵魂中无法自行理性运作但却能够依循理性来运作的部分。
在本文中，我们将着眼于亚里士多德对智识美德的看法。
第一种智识美德是理论智慧（或者sophia）——试想一下理论物理学家、逻辑学家或数学家所具备的卓越品质。
第二种智识美德是实践智慧（或phronesis）——试想一下我们称之为“正确判断”或者“常识”的这种品质。
Lawrence B. Solum亚里士多德列了一长串的道德美德（虽然这个列表并不完备），其中包含了勇敢、节制等性格特征。
他认为每一种道德美德都是某一种道德上中立的情感的中道——尽管至少有一种道德美德“正义”不符合这个看法。
“某一种道德上中立的情感的中道”——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分解并解释这个复杂的表述。
让我们以勇气为例——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能给出的最简洁明了的例子。
与勇敢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是“恐惧”。
当亚里士多德说勇敢就是相对于恐惧而言的“中道”，他指的是恐惧和两种对立恶习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把它们称为懦弱与鲁莽。
懦弱这一恶习与过度恐惧有关；懦弱的人对危险反应过度。
鲁莽则与恐惧不足有关；鲁莽的人对危险置之不理或者视而不见。
勇敢是在特定情境之下适当地感知恐惧的性情倾向，不多不少，刚好是在过度与不及的中道上。
在我们上面的讨论中，还有一点显然也是很重要的——道德美德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倾向。
我们没法说对特定程度恐惧的感受就是符合美德要求的；勇敢这种美德是依照具体的情境适当地、不偏不倚地感受到恐惧的倾向。
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中还有另一点也至关重要。
在亚氏看来，某个行动者外在行为符合美德的要求并不足以使我们判定这位行动者具有美德。
具有美德的行动者在行动的时候必须出于正确的理由和动机。
勇敢的行动者以符合勇敢要求的方式来行动，并且她如此行动是因为该行动是勇敢的。
我们这么讲并不意味着具有美德的行动者在做出实践选择的时候就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感，甚至违背自己的自然情感。
对于具有完备美德的行动者来说，符合美德的行动是完全自发和自然的——她不必用顽强的意志力克服相反的自然情感。
在具备完美美德的行动者身上，理性、情感和欲望在和谐的关系之中——它们和平相处。
至此，我只是介绍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点皮毛，但在我们转而讨论当代美德伦理学之前，请允许我再讲多讲一点。
亚里士多德在论美德时所做的其中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伦理学里面，我们没法找出一个确定不变的决策程序。
这个主张使亚里士多德与包括了康德和边沁在内的现代道德哲学家们分道扬镳。
康德的定言命令和边沁的效用计算学说为伦理判断提供一个确定不变的决策程序。
边沁的决策程序是“如此行动，以便将效用最大化！”康德的决策程序是“如此行动，以使你的行动准则能被人欲求并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康德和边沁似乎都认为伦理学中存在一种得到正确行动方式的规则或者公式。
亚里士多德不认为有这样一种决策程序的存在。
相反，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我们拥有phronesis或者实践智慧——感知到某一行动情境中重要的道德特征，识别出相关的价值，并且选择出可行的行动方式。
Richard Kraut以清晰优雅的方式表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立场：亚里士多德不但不给出一种决策程序，他还进一步认为伦理学不可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