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越南的影响内容摘要：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经过不断的传播与发展，已深深地扎根于越南社会生活中，对越南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封建统治者把儒教的纲常伦理观念视为治国的根本。

在教育方面，儒教成为推动越南封建社会教育发展的动力。

在民族精神中，渗透了浓厚的儒教忠孝节义观念。

在人们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中，也无处不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

文章通过以上论述，指出儒家思想已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儒家思想，忠孝节义，影响在漫长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家思想伴随着汉字向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广为传播，对这些国家的文明进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二世纪起越南就被中国封建势力统治。

当时，越南尚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

随着汉字的输入，儒家思想也开始在越南传播。

到公元十世纪中叶越南摆脱了中国统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

但历代越南封建统治者仍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甚至达到独尊的地位。

在这前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孝悌、忠恕等伦理观念渗透到了越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越南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

越南史学家陈重金曾说：“北属时代长达一千多年……，国人濡染中国文明非常之深。

尽管后来摆脱了中国的桎梏，国人仍受中国的影响。

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成了自己的国粹。

”（《越南通史》）下面笔者将分几个方面阐述这种影响。

一、儒家思想对越南政体和治国思想的影响独立之初，越南封建统治者就仿照中国建立起统治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

公元939年，吴权打败中国南汉军自立为王，奠都古螺城。

《越南通史》记载：“吴权设官职，制朝仪，定服色，并整顿国内政治欲为长久之业。

”以后各朝代都效法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行政机构。

如李仁宗时定官制，分文武为九品，朝廷大臣有三太、三少，以下设文班、武班各官职，在各州郡，文官有知府等，武官则有诸路镇寨官。

陈朝和黎朝曾作过一些整顿，到阮朝时又重新修订官制品级并仿效清朝制度改镇为省，设置总督、巡抚等官职。

由此可见，越南封建统治者是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他们建立起的体制是以皇帝为权力中心，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

越南封建统治者依靠这套体制，从中央到地方行使着统治权，维持着封建社会的运转。

诚然，统治者意识到，若想江山稳固，长治久安，不仅要有完备的统治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伦理学说作为维护统治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

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观念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因此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广为提倡，成为治国的根本。

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李太祖刚去世时，诸皇子便发兵围城，争夺太子的帝位，武卫将军黎奉晓等击退诸皇子之叛军后，太子才得以登基，是为太宗皇帝。

此后太宗规定，每年各级官吏必须到铜鼓神庙行盟礼，宣读誓词：“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神明殛之”。

黎玄宗于景治元年（1663年）颁发的“教化四十条”中强调：“为臣尽忠，为子止孝”。

阮朝第一代皇帝阮福映曾在嘉隆三年（1804年）发布的诏书中称：“王者以孝治天下，而孝莫大于尊亲，追崇祖宗，所以致敬而达孝也。

”黎朝及阮朝的统治者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作为他们实行统治的依据和法度。

黎圣宗对孔子的“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的主张十分尊崇，于洪德元年（1470年）发布敕旨，规定“子居父母丧，妻居夫丧，当遵三年通制，不得徇直行，悖礼逆法。

”阮朝的绍治帝也提出：“朕为天下主，教孝作忠，以教风化。

”在祖母及父母去世时，他都分别服丧三年以为天下之楷模。

越南封建统治者还大力嘉奖忠臣孝子，义夫节妇。

如陈英宗兴隆四年“旌节妇黎氏。

黎氏些夫范谋使元病，氏闻之哀痛三日不食死。

事闻，赐银帛旌之。

”（《越史通鉴纲目》）黎圣宗于1485年颁布《敦礼义课农桑令》：“……忠信孝悌之人，必用心嘉奖，民皆归厚，而革浇薄奸诡之风。

”阮朝明命帝对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分优、平、次三等予以奖励。

此外还令人镌刻书有“孝风可行”、“孝顺可风”的扁额颁赐各地的孝子贤孙。

同时他们严厉惩罚不忠不孝之人。

黎圣宗采取科举准入的办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他很推崇儒家先道德后文章的观念，于1462年制定了《保结乡试例》，规定：“听本官及本社社长保结其人实有德行者，方许上数应试。

其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

”1471年他又下令：“子居父母丧而妻妾怀孕，以流罪罪之；妻居夫丧，而肆行淫乱，或丧未满，释服从吉，并先通嫁信及娶之者，并以死罪罪之；若居丧服，出现戏场，纵观不避，以流罪论。

”越南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时，也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以及骂父母、违教训、拒赡养、不服丧等不忠不孝的行为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犯了这些罪行的人要被处以极刑。

（《历朝宪章类志》）越南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把封建官僚制度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把道德发挥成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以巩固发展和维护封建制度。

越南近代著名的勤王运动领袖潘廷逢说：“我国千年来，地非广，兵非强，物非盛，建国之本唯在伦常，君臣、父子而已。

”（《越南诗文合选》）二、儒教推动了越南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在郡县制时，中国派到交趾地区的官吏就很注重教育。

据《后汉书》记载：“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锡光、任延因此被认为是首开岭南华风的两位太守。

到了东汉末年，士燮出任交趾太守，大力提倡诗、书、礼、乐。

《殊域周咨录》称：“……时有刺史名仕变（士燮）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

”“士王……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

士燮因此而获得“士王”、“南邦学祖”的美誉。

越南独立后，吴、丁、前黎朝因种种原因无暇顾及文教之事。

到了封建制度巩固和发展时的李朝，统治者开始把学习纳入轨道。

1070年，李太宗在京都升龙建文庙，让皇子在此学习。

1076年设国子监，选文学之士教授官吏子弟及平民中聪明俊秀之子弟。

特别是科举制的建立，对推动教育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075年李仁宗首次开科取士之后，教育便有了长足的发展。

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把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

科举成了通向仕途之路。

为了求取功名，人们埋头苦读圣贤书，社会上也因此形成了学习的风气。

到陈朝时科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学儒尊儒风气有加无已。

1253年陈太宗立国学院讲授四书五经。

黎朝时又整顿和扩充国子监，称为太学以培养最高人才。

西山王朝设“崇政院”，把儒家经典译成字喃来进行教学。

阮朝比之前朝在推崇儒学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两千多年中，汉字一直在越南占据正统地位。

科举考试除西山朝外，全部使用汉字。

学习的书籍自然都是汉文书籍，如《一千字》、《三千字》等启蒙书、概括中国和越南历史及一些处世训诫的《初学问津》、教导孩子们树立好好学习将来考状元理想的《幼学五言》等，更高的学《明心宝鉴》、《明道家训》、《三字经》、《孝经》、《忠经》以及《四书》、《五经》等。

孩子们从小就背诵这些书，在潜移默化之后，多数人便认为这些儒家学说是天经地义的，是绝对、永恒的真理。

人们对儒教和孔子抱着一种带有宗教式的崇拜，把汉字称为“儒字”，对“儒字”的尊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看到路上有张用汉文写的字条，就赶忙捡起来放到庄重的地方或烧掉，不管字条的内容是赞美孔孟之道的还是反孔孟之道的，因为它是用“儒字”，即“圣贤之字”写成的，所以一律受到尊敬。

过去越南每个村社都设有负责祭祀孔庙的“斯文会”。

其宗旨是弘扬儒学精神，激励人们学习孔孟学说，而斯文会成员都必须是考生、秀才、举人、进士等儒士。

村社在管理自身事务中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朝廷一般不干涉。

他们有排名次的传统。

如果在村里没有名次就会被归入白丁之列。

白丁是没有地位的，要服各种杂役，在节日、庆典中不能在乡亭上就坐。

因此排名次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能自然排上名次的首先是中举之人，做官、有品衔之人。

按惯例，中考之人的名次要高于做官之人。

例如一个考中秀才的人名次可排在一个没中举的一品官之上。

所以越南人说“王法比不上乡规”。

这些都激励着人们去学习儒学，从而使全社会的教育更加得到发展。

三、儒家忠孝节义观念对越南民族精神的影响按儒教观念，忠君和爱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忠君就必须热爱和保卫祖国，要为捍卫民族独立而英勇战斗。

越南人民在反抗外侵的斗争中，民族意识不断增进，特别是陈朝三次击败元蒙军队入侵，使国家民族转危为安后，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民族自尊心得到增强。

而带领人民取得斗争胜利的忠臣义士们，大都直接而忠实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因此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也深深地打下了儒教“忠孝节义”的烙印。

陈朝的抗元民族英雄陈国峻，曾于元蒙军队第二次入侵越南，大军直逼升龙城下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写下了《檄将士文》以激励将士的斗志。

文章写道：“余尝闻之，纪信以身代死而脱高帝；由于以背受戈而蔽昭王；豫让吞炭而复主仇；申蒯断臂而赴国难。

敬德一小生也，身翼太宗而得免世充之围；杲卿一远臣也，口骂禄山而不从逆贼之计。

自古忠臣义士，以身殉国，何代无之。

设使数子区区为儿女之态，徒死牖下，焉能名垂竹帛，与天地相为不朽哉。

”（《越史通鉴纲目》）他在文章中一口气连续举出几个中国忠臣义士的忠君爱国行为以激发将士们的民族精神，读来震撼人心。

他最终统领全军大败元军，捍卫了祖国的独立与自由。

黎朝的开国功臣阮廌在辅佐黎利赶走明朝军队，恢复民族独立后，写下了民族自豪感十分强烈的《平吴大诰》。

文章开头写道：“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

”把儒家的仁义作为这篇开国文献的开篇之语，可见他受孔孟学说影响之深。

而阮廌本人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一部分是出于他的孝心。

他的父亲阮飞卿被明军俘回中国时，他恸哭跟随父亲的囚车至镇南关口仍不肯返回。

父亲叫他别哭，要回去报仇雪恨，于是他返回并按父亲的教诲去做，最终报了国耻，雪了家仇。

在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很多儒士也树立了为国牺牲的榜样。

如当河内陷落时，守城官阮知芳受伤身亡；总督黄耀慷慨殉国；赞理阮高抗法时剖腹殉节，与阮知芳、黄耀一起被供奉在河东省太和村的忠烈祠里，号称“三忠”。

儒士们的忠君爱国行为不仅表现在反抗外侵，为国捐躯上，同时还表现在效忠封建王朝，与邪恶势力作斗争上。

他们不畏强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体现了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如李朝的李道成、黎伯玉、苏宪成、李敬修等人都以自己的文才武略忠心耿耿地辅佐皇帝。

陈朝大儒朱文安在朝中为官，因见朝政腐败，上疏乞斩佞臣七人，皇帝不允，遂挂冠隐居至灵山。

他那篇名垂千古的“七斩疏”是以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立论写成的。

文章中忠君保国思想十分浓厚。

尽管科举制发展到后来显现出很多弊端，“误人至深”，但在面临法帝入侵，国破家亡的时候也培养了一大批“忠臣义士”：如潘廷逢及参加勤王运动的大批士子潘佩珠、阮尚贤、潘周祯等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他们很多人都出身科甲，深受儒家“忠君爱国”、“尊王攘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想的熏陶，为越南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