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作品女性意识先锋性初探[摘要] 梅娘是19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重要的女性小说作者，她的创作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本文将其女性意识概括为：“莎菲式”情欲爱情观、对传统贞操观的反叛与冲击、勇敢出走的娜拉精神。

[关键词] 梅娘；女性意识；反叛【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2-026-3梅娘是东北沦陷区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至40年代的重要女性作家。

她在1936年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小姐集》（遗失），其重要代表作是“水族系列小说”《蚌》（中篇）、《鱼》（短篇）、《蟹》（中篇），1945年发表了最后一篇小说《夜合花开》（未完）。

她与同期的苏青、张爱玲、萧红共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女权主义兴起之时，积极的为女性文学的建构奋斗着，她们以女性世界为基点，以女性书写为核心，撑起了一片属于女性自己的天空。

建国后，苏青、张爱玲、萧红的文学创作价值早已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认可，而梅娘由于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一度在文坛上销声匿迹，直至80年代学术界开始对东北华北沦陷期文学进行研究时，梅娘的作品才再次结集出版。

一九九七年张泉对梅娘的15篇小说和25篇散文进行整理加工，出版了合集《梅娘小说散文集》后，其作品才得到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展现，人们开始了对梅娘作品的关注，对梅娘小说的研究成果也日益曾多。

其光辉的重现不禁令人思索：是什么令她的作品掩而不埋，吸引着人们在厚重的历史之中不断的挖掘其内蕴。

在对其小说进行研读之后方才豁然：梅娘小说中闪耀着女性先锋意识的光辉，这种先锋性成为梅娘作品魅力之所在。

梅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意识鲜明的作家，作为一名女性，她始终关注女性并为女性的命运思考呐喊，寻求女性的解放出路。

“在梅娘笔下，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华大地带来的灾难有所表露；但她主要是通过大千世界中女性生活的纷繁世相，展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幸，剖析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其在身心诸方面所承受的压迫，触及到生活、婚姻、家庭的方方面面。

”换言之，在沦陷区殖民统治的间隙中，梅娘在具体作品中成功地描写现实，暴露现实，批判了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施加的钳制，对女性的解放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寻。

在梅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弥漫其中的女性意识。

这种女性意识，在当时是前卫的，是与已束缚女性几千年的“从父从夫”思想相冲突的。

梅娘笔下的女性已清醒地认识到：女人与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局限在生理结构上，更多的是凸显在作为人应有的权利上；这种权利不仅仅是要求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取得自主从而使女性冲破传统男权思想的桎梏，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

梅娘笔下的女性在探索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尽管面临着诸多阻挠，但她们依旧奋勇向前，逐步从僵化的封建伦理之中倾听自己的心声，开始在行动、思想上突破成规，大胆而勇敢的站在了时代的尖峰，她们的思想无疑具有先锋性，这种先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莎菲式”情欲爱情观对于传统女性特质在宗法制父权社会中很少有人问津，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随着西方大量女权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一些男性作家开始关注女性命运，思考女性出路。

这些男性作家成为女性的代言人，开始为女性呐喊，并以男性话语解读女性。

但是，传统女性自身的特质并非一定要透过男性写作话语才能呈现，其实也可以通过女性心理地揭露作为展示女性欲望的手段。

梅娘没有一味遵循父系意识形态的指导，更没有一味模拟男性文本；她以女性心理为基点写下了大量的女性自身的经验和欲望，宗法制父权社会的压抑历史在她笔下反而成为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驱动力：抵抗、破坏和解构父系文本的一种冲动。

这种冲动力使梅娘勇于展示女性心理，将女性的需求大胆表现出来。

梅娘作品中的女性在解放自身时，首先是对爱情这一权利的追求。

细观梅娘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到处都回响着女性对爱的宣言。

（《夜合花开》）这些女性的言辞表明：她们并不在乎物质的富有，她们需要的是互相理解、互相爱护、心心相印的爱情。

为了爱，她们愿意抛弃一切，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她们在世俗的金粉堆砌中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开始追求爱情这个令人痴迷的梦，对于真爱的需求成为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梅娘之前的众多作家的作品中都已涉及、书写过爱情这一话题：鲁迅的《伤逝》低诉了涓生与子君真挚的、但最终走向死亡的爱情；沈从文的《边城》诉说了牧歌田园中翠翠的无望等待的爱情；曹禺的《雷雨》讲述了爱恨情仇错综复杂的“雷雨”式爱情。

然而，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灵”的描述，很少直接展露“肉”的欲望。

另外一些作家如郁达夫、丁玲的作品中开始描写青年的“性压抑”心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大胆的性爱意识描写吸引了众多青年男女的注意，莎菲也因之被认为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但是，郁达夫、丁玲等作家作品中的人物更多的只是作为“性郁闷”地呐喊者而并非实践者，也没有要求“情”与“欲”的融合。

梅娘正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之上让她笔下的众多女性成为了性爱的实践者，并且她们所追求的这种性爱是期望实现“灵”与“肉”的完美统一的；她们在争取真爱的同时，不再压抑人性的本能欲望，她们同男性一样具有了享受性爱的权利，勇敢地要求爱与性的结合。

女性对自由放纵的情欲的主动需求，将爱与性的完美统一，向我们阐释了人类最本质的问题，这无疑是思想上彻底解放的第一步。

二、对传统贞操观的反叛与冲击“在父权社会，男人成为女人的主人，……他希望原封不动地占有女人的所有财富”，包括她的贞操，所以女性贞操在男权审美价值标准下历来被视为女性唯一可以值得赞美的。

在封建社会，女性被认为是私有产品，如果丈夫在婚后发现她的不贞，他将有权利抛弃她。

在男性价值观的主导下，女性贞操似乎就是她进入男性世界的通行证，要是失去了这张通行证，她将会受到排斥，被边缘化，无法进入他们所建立的文化圈、生活圈，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婚姻关系中。

“她不贞洁”，“她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她不是处女”等等，这些指责以权威性的语气被强加在女性身上。

在男性的思想意识里，只要作为一个女性，你就是一件私有物品，不管婚前还是婚后，你都必须为他保持处女之身。

在几部探讨女性命运的小说中，梅娘也一再提到了“贞操”的问题。

贞操作为人类进入一定历史阶段的道德规范，本应由男女两性共同遵守，然而，贞操观历来好像是为女人限定的，男人却可以任意胡作非为，而得不到一点约束。

事实上男女两性在这一点上从来就没有平等过，而且它还逐渐成为扼杀女性生命力、压制女性人格的巨大阴影，造成了无数悲剧。

即便是梅娘所处的时代，仍旧有很多女性为了一块贞节牌坊而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在守节的过程中这些女性也许出于自愿，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用一世寂寞换得身后名；也许出于被逼，若稍有“出轨”迹象，便会被处以残酷的刑罚。

出于自愿者，耗尽其精力换来“烈妇”二字，却为后人挖下了一个更大的坟墓，让更多的女人葬身其中；被逼者往往白送了性命，还得受世人的唾骂，被冠以“淫妇”之名。

然而男子的三妻四妾却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是合法的行为。

这种人权上的不平等是用一个个年轻美丽女子的生命构筑起来的，而想要推倒这层层壁垒，首先就应是女性自己行动起来。

因此梅娘要反叛、抗争，她让《动手术之前》中的女主人公发出了“什么女人的贞操，让它见鬼去吧！”的呼声。

梅娘表达了她对“夫权”制度的痛恨，对女人思想枷锁的憎恶，对柔弱女子的同情。

“女人的路是窄的，尤其这社会是拿女人的贞操来衡量女人的。

”（《蚌》）梅丽、芬……她们都为自己的爱而献出贞操，打破了自古以来的“从一而终”思想，当梅丽说她宁愿做马路上的天使也不愿做笼中的金丝雀时，她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了新女性对宗法制父权社会的颠覆和对丈夫/男人贞操的反叛。

在人们的观念中，女子从一而终的古制从来没有彻底根除过，以男权统治为主导的思想要求女性，尤其是作为妻子的女性要对他们表现出绝对的忠贞。

不论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上，还是在要求女性保持贞操的纯洁，男性永远是主导力量。

在男权主导的价值体系里，这样的女性不胜枚举。

她们是坚守贞操的化身，是家里的天使，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她们被要求对丈夫绝对的忠诚，善于持家，相夫教子，因为“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偶像那里。

”如果妇女敢于打破这种既定的模式，不肯顺从、不愿放弃、自私、不恪守妇道，她们都将被打上“淫妇”的烙印。

梅娘一反男性强加于女性的传统贞操观念，她笔下女性的贞操只对自己感情负责，而不是对他人负责，她们看到了这种倾斜的男权压迫，对自己年轻的生命用一种负责的态度去对待。

《鱼》中的芬为寻求一块真正的精神家园归属地而误嫁给林省民，当她看清楚林省民的真实面目后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无法给她精神安慰的男人，重新寻求真正的幸福；《蚌》中的梅丽献身恋人琦后，在思想激荡之时也认为“那是本性之一，谁都需要的，那是想拒绝而不得的事”，“我不该惋惜我处女的失去”；当梅丽被逼嫁给一个纨绔子弟时，喊出了“……我去做马路天使，我以为与其卖给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内的安琪儿，还不如去做野妓，不如做马路天使好呢”的呼声。

这些女性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者，首先肯定了作为人应有的欲望，她们在短暂的一生中不再用“贞操”这个紧箍咒使自己不幸的生活再添不幸。

她们用实际行动向人们（尤其是男性）控诉：贞操不应该成为决定女性人生与幸福的唯一标准。

三、勇敢出走的娜拉精神为梅娘取得巨大声誉的水族系列小说《蚌》、《鱼》、《蟹》用一系列的水族动物形象暗喻女性的命运，书写了女性在争取解放时所遇到的重重险阻。

朱栋霖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说道：“女作家梅娘的水族系列小《蚌》（中篇）、《鱼》（短篇）、《蟹》（中篇），描写大家庭的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道路，以女性细致敏感的笔触叙写女性的人生出境，富有可读性。

”[4]这简短的一句话，足以说明这三篇小说所拥有的价值与份量。

《蚌》中的女主人公梅丽是一位封建大家族的“庶出”小姐，她的命运正如梅娘在题词里所写的：“潮把她掷在滩上/干晒着/她忍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被啄去了。

”梅丽成为这个家族振兴的“工具”，在封建家长威逼她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时，梅丽想到了与心爱的人王琦一起出逃，也就是私奔。

然而在同事张的陷害下，让王琦误会了梅丽，最终二人擦肩而过。

虽然梅丽的出走没有成功，但她流露出的出走意识依然是颇具影响力的。

《鱼》中的主人公芬爱上林省民后便与家庭决裂和林省民同居并生下一子。

然而婚后的林省民很快就暴露出本来的丑恶面目，与家人合计企图让芬回家做姨太太，以便自己获得另觅新欢的自由。

芬在婚姻绝望之际又爱上了懦弱的琳，琳也并不能给芬所期望的“可以得到一杯茶，一杯热的红茶，另一块流着乳酪的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