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记》中的“德”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德”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最好的论证就是他对孝文帝与伯夷的推崇。

《孝文帝本纪》中，仅是“德”字就出现三十一处，司马迁更是评价孝文帝“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

”将孝文帝与开国皇帝高祖相提并论，可想而知，孝文帝的“德”是足以让他感动。

《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

”文帝带头为天下人作敦朴的示范，并制定一些节俭的规章制度，推动自上而下实行。

据说他的一件黄袍，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之再补。

他尽量减轻刑罚，减轻赋税，宽大包容，为人称颂。

时人贾山曾说，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

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

西汉后期的刘向因此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
可见，孝文帝的德行是昭然于天下的，也得到天下人的认同。

除了对孝文帝的德行的彰显外，他还对实行仁政，以德服民的尧、舜、禹、汤、文王和武王大加赞扬，而对实行暴政的桀、纣、幽、历等大加鞭挞。

这一褒一贬，高下立叛。

显示出司马迁提倡“仁政”的德礼之治的立场。

而孝文帝的“德”显然是儒家的“德”，具指有高尚的人格，有美德的人。

道家的“德”却与儒家的“德”大有不同。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

在这个生的过程中，每个个别事物都从普遍的道获得一些东西，这就是“德”。

老子说：“万物不尊道而贵德。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所以老子鄙弃儒家的仁、义，以为这些德行都是“道”、“德”的堕落。

因此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夫礼者，忠
信之薄，而乱之首。

”道家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有“德”的品性却不知“德”的存在。

由此可见，这是道家与儒家关于“德”的直接冲突。

司马迁是受儒家思想深刻一点还是还是受道家思想深刻一点，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是颇受争议的。

倘若说他受儒家思想更深刻，那也能理的清楚，因为他师从孔安国与董仲舒，儒家思想对他著《史记》影响的体现也是很明了的。

但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深受道家影响的人物，如果说司马迁受其影响不大，那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司马迁在书中对儒、道有直接冲突的“德”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孝文帝的例子自然是对儒家关于“德”的最好论证。

下面我们再谈谈道家的“德”。

谦者,“让”也。

古人对谦让之德是非常肯定与重视的。

老子一再强调“柔”和“无为”，以适应不固定的、自然而然的“道”与“德”。

什么是“柔”？老子的“柔”不是一种实力的表现，而是一种处事的态度，具体表现为谦卑逊让、内敛含藏、以退为进。

他言：“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认为善于避其锋芒，懂得谦让之术的人其实比表现突出的强者更强，因为“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道德经·九章》），锋芒毕露的人往往容易招惹祸害，不可持续，不得善终。

对于那些尚让的人来说，柔弱、逃避不是他们的目的，而仅仅是通向某个目的的工具。

《伯夷列传》是司马迁尚让思想的最高表现。

“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
饿死,天下称之”(《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原因,而把这篇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更可见司马迁对“让”的崇尚。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开篇就列举了具有“禅让”之“至德”的尧和舜,“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接着又列举了具有让国之德的许由、卞随、务光,“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

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

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可见,司马迁对伯夷的“让”德是有意加以彰显的。

这与三十世家之首的《吴太伯世家》“嘉伯之让”的创作目的是遥相呼应的。

在那个为夺权柄而父子、叔侄、兄弟间常白刃相加的乱世里,这种“让”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为争权夺位而兄弟相残、亲人反目的史实的描写,恰好与伯夷、叔齐之让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司马迁“以让化争”的主旨所在。

在《史记》一书中，“以让化争”的列子比比皆是，通过对比范蠡与文中，张良与韩信等人的命运，他赞许
主动退让,也为那些不谙君心不知退让终遭横祸的功臣表达了深深的惋惜。

因此他敬告世人“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田叔列传》)。

通过孝文帝的仁义之德和伯夷谦让之德的举例说明，我们基本可以理解儒家与道家的“德”的区别，也能够明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儒家之“德”与道家之“德”的双向融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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