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有没有可能融合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大同理想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思想土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大同思想的产生、发展是与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的，是天灾人祸、世乱年荒时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与憧憬, 这一思想对我国历代社会有着深远影响, 包括近现代及当代。

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大同思想的异质同构，为水生火热的中国在一次又一次的摸索与失败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为几千年来封建压迫、阶级禁锢中的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一次次追求失败中找到了光辉灿烂的道路。

在这样的契机中，中国社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大同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大同思想的产生儒家大同思想在中国二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影响深远源远流长，主要流传于封建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中。

建立一个类似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

在甲骨文中就有“和”字，在《尚书》中“和”被描述为家庭、国家、天下的一种协调状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思想家们就以各自的方式阐述了大同理想的社会模式。

孔子就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孔子的观点因为深合农业文明时代的处境，所以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墓础，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观念。

孟子则从仁政的高度描绘了理想社会的模式，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

他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图景是：“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可看出老子所描绘的社会民风淳朴、自给自足、安居乐业、与世无争不想往来的社会模式，有着早已消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无剥削物压迫无战争，无体力脑力劳动之分，生产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和交换不发达。

同为道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庄子提出了“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觉,命曰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

······失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类。

”“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其生可乐,其死可葬”。

不难看出,“至德之世”是理想化了的原始社会,无私有制和剥削；人人劳动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寡欲无欲；在消费品上实行平均分配原则；人性归真返朴,完全融合于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与百乌禽兽共居安处。

而墨家学说中有着更加完整的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他们所构思的被称为“尚同”的理想社会。

其大同社会理想是“兼爱互利”。

墨子主张“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

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成书于汉初的儒家典籍《礼记·礼运·大同》对大同理想作了最为完美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这段文字看大同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公”字，描绘的“大同”社会不是纯理念化的, 而是具体化了的儒家典型文化最早结晶出的社会模式。

这种大同思想，两千年来在中国儒家思想中一脉相承，载之于庙堂，宣之于讲堂，传之于家教。

这个“大同”社会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美好愿望，并传承了中国一重悠久而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沉淀。

一、大同思想的发展“大同”之说问世以来,“世界大同”便成为历代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美好境界。

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等对井田制的规划, 魏晋时期鲍敬言“无君无臣”的社会设想,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园”以及李汝珍《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 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和堂”, 唐代黄巢、王仙芝的“均平”、“天补”, 宋代方腊、杨幺的“等贵贱, 均贫富”等等, 这都体现了大同思想。

不仅如此，有的起义农民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在某些条件下进行过社会实践。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黄巾军”的领袖张角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时,组织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民间传播,主张平等、平均,反对地主阶级不劳而食,否定财产私有权。

《太平经》认为：“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之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

”“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

”这种思想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成为农民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

唐末黄巢领导农民大起义,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并建立“大齐”政权,充分体现了要把天下财富均齐,使人人一律平等的大同思想。

北宋王小波、李顺则高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

”并征收富人财物以救济贫民，把“均富贵”的口号付诸实践。

南宋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在群众中宣传鼓动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

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从经济平均发展到了政治平等。

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明确提出了“除暴恤民”、“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战斗口号,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到处流传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歌谣。

李自成建立的大顺农民政权,选考举人时,试题有“天下归仁焉”,要人阐发天下大同的思想。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在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上，起义军也提出了建立理想社会的构想。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揭露封建社会黑暗腐败、劳动人民悲惨的原因是,“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指出封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他强烈期望着“治极”和“光极”的新世界诞生。

这个世界就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即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

他建立了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全面的建国纲领和理想社会蓝图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试图实行一切物品公有和平均分配，废除私有财产，其国库制带有鲜明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妇女，把历代农民起义军的平等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实质也是按照古代的大同思想来描绘和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蓝图,充分表达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愿望、要求和理想。

大同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农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进行革命斗争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三、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1.大同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前提列宁认为：“剥削的存在, 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 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

”[1]随着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又出现了把大同理想与人类文明发展联系起来的社会追求。

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同”理想更成为激励许多志士仁人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衰朽统治, 谋求民族解放的精神动力之一。

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写了《大同书》。

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大同”理想社会图景, 并将之视为未来人类发展之必然。

谭嗣同、梁启超受康有为思想影响, 亦提出了有关“大同”理想的主张。

革命派也阐发着他们自己的“大同”理想。

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而且也把共产主义看作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的。

孙中山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大同思想影响极大的革命先行者，其大同理想社会是：“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将野蛮变文明，不平变为平等。

”1912年1月1日，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他认为实现大同社会的途径就是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构建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美好梦想与追求，这种理想与追求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

“五四”前后, 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如雨后春笋, 纷纷传入中国。

表面上看, 这些思想似乎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无关, 实际上这些思想能在中国落脚并迅速传播开来, 与大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仅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以传统大同思想为基础提出自己的主张, 而且早期共产主义者也深受大同思想的影响。

早年的毛泽东, 就是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接受了西方的各种共产主义学说,而且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引起青年毛泽东的强烈共鸣。

1917年, 毛泽东在写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对“大同圣域”的理解和向往: “彼时天下皆为圣贤, 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 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孔子知此义, 故立太平世为鹄, 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

大同者, 吾人之鹄也。

”[2] 但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对大同社会的理解已超越了他原先崇拜的康有为和孙中山。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正确判断民族资本主义, 以平均地权为纲领发动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确定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我们在农村自然经济还占很大比重, 传统社会基础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虽然对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重点建设, 推进工业化进程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又限制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

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社会模式的设计, 与他早年基于儒家大同思想设计的社会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又不是古代大同社会模式的简单重现,而是毛泽东立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进行的一次空想失败的探索。

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的向往, 与科学社会主义对消灭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追求, 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作了文化上的铺垫, 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2.大同思想、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列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这一事实为依据的。

”[3] 20世纪后半叶以来, 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与市场化向全世界扩展相联系, 生产社会化以分工细化和联系普遍化的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