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摘要】当下中国处于自媒体时代，又已进入了风险社会。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频发。

事发后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对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新闻发言人激惹舆论和受到诟病的发言主要有：披露事件信息严重滞后；发言中公布的事件信息不充分；发布的事件信息不合乎事实；发言回避实质性问题；某些失当的语言激起舆论海啸。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从制度设计上进行改进；其次，领导和新闻发言人确立尊重和信任人民的理念、将信息充分公开的理念、政府与媒体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的理念。

再次，研究如何把话说好。

最后，逐渐形成相对宽容的舆论环境。

【关键词】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新闻发言人；舆论；关系；研究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与事件相关信息的需求极为强烈。

此时，最需要涉事部门、单位的新闻发言人站出来发言。

而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常常会在很大程度上或从正面或从负面影响舆论。

因此，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许多时段，都曾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但在2003年前，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由新闻发言人或相当于此种角色的官员就事件进行“发言”，以此方式披露信息和表明观点。

在尚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情况下，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甚至被作为“不闻”处理。

最典型的例子是发生于1970年1月5日的云南通海特大地震，由于媒体未加充分报道而不为世人所知。

关于此次地震的详情，人们直到30年后才广为知晓。

应该说，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信息传播技术又很不发达，通过“不闻”或“准‘不闻’”来控制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信息的传播以及与此相关的舆论，是不难做到的。

而新闻发言人制度，则尚无相应的社会土壤。

从现象上看，新中国建立后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应建于1983年。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回忆：1983年初，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相关文件出台，次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便登台。

起初新闻发布频浅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舆论的关系率每周只有一两次，有时新的国际问题出现，外交部‘三天不说话’，被海内外媒体‘逼’着表态可见，当时这项制度仅限于外交部，且并未成为常态。

这项制度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以及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沪杭线火车相撞事件、2003年的SARS事件前半程）中，都没能充分发挥作用。

新闻发言人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基本缺席，当然谈不上与事件舆论有多大的联系。

而新闻发言人在各种重要场合基本缺席，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严格意义上的、比较规范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而且普遍地建立的起始年份，现在比较公认的是2003年。

以是年4月20日为界，关于SARS疫情的信息，经历了由不公开或不充分公开到公开而且是充分公开的过程。

对该事件的信息不予公开或不充分公开，是长期以来官员思维定势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延续，符合历来的传统做法。

但SARS事件引起的社会心理震荡之大、之烈，出乎人们的意料。

同样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位高官因对疫情信息不公开负有责任而丢官。

这在政界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严重的疫情本身。

信息不公开或不充分公开与信息公开而且是充分公开，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两重天：前一重天，谣言纷飞，人心散乱；后一重天，谣言消失，人心凝聚。

谣言对于众心而言是迷魂汤、腐蚀剂；而消除谣言的良方妙法即为实行信息公开。

从SARS事件后半程以及事件后的情况来看，政府新闻发言人切实担当起了及时披露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的重任，名副其实地掌握了话语权和话语主导权以及舆论引导主动权。

在SARS事件中，人们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得到了如下真理性认识：谣言止于信息公开。

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则开始确立了这样的意识：不实行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的公开，是会被究责、会丢官的；进一步说，不实行信息公开，是主政者主政过程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处理SARS事件过程中，在对由信息不公开所带来的危害进行痛苦反思的基础上重建的。

事实证明，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够健全到比较健全，这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从2003年4月至今，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足以影响社会舆论格局的巨大变化——一是政治生态的变化。

在对此进行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个重要节点：第一个重要节点：2003年12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举行。

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

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及其权利、利益、愿望和诉求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受到执政党的极度重视。

这是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公众表达诉求的舆论活跃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重要节点：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举行。

此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

《决议》从“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高度，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此后，各级主政者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应对舆论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其中包括处理好与新闻传媒的关系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系统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而正是这方面能力的欠缺或不足，成了某些主政者执政能力系统结构中的“短板”。

第三个重要节点：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举行。

大会报告提出“扩大人民民主”，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保障“四权”，是“扩大人民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知情权，则是公民行使其他三种权利的基础和前提。

上述重要节点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健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

在当今时代，中国和世界都处于风险社会之中。

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综合效应，致使危机事件频发。

早在2006年1月，着名学者于建嵘就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

主要标志是：第一，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及参加人数和规模都呈不断快速增长71趋势。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3年到2004年，全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8709宗增至近7万宗，涉及人数从70万人增至300多万人。

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

第二，中国近年来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意外事故和灾变性事件不断增加。

如SARS事件、禽流感、矿难事故、艾滋病扩散等。

这些事件的发生和不断增长的趋势，使中国社会具备了由德国着名社会学家贝克先生所界定的“风险社会”的两个最其本特征：即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的不确定性逻辑；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的转变。

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风险，为舆论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和不竭的素材。

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围绕风险而生的舆论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狂潮巨澜，甚至会引起社会震荡。

这就从客观上对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是信息传播技术突飞猛进。

这10年是由互联网发展至移动互联网的重要时期。

据CNNIC于2003年1月16日公布的第11次互联网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当时的网民数是5910万。

拨号上网的网民为4080万，利用宽带上网（在当时已为时尚）的网民仅为660万。

其时，尚无手机上网这一说。

而据CNNIC于2013年7月17日公布的第32次互联网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较2012年底增加43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

解读以上数据，可有这样两个发现：（1）我国现在的网民数正好是10年前的10倍，网民数的剧增，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公众以网络为接受信息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

（2）手机网民增速和规模惊人，这说明移动互联网已成气候。

近年来，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已使社会普通成员人人手握自媒体，既可相当方便地对他人披露事件相关信息并得以广泛传播，又可相对自由地就事件信息发表意见。

他们既可能成为记者（人人皆记者），又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发声（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权格局和舆论格局。

在今天，任何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以后，要想封锁事件信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如果坚持封锁事件信息，将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并留下惨痛的教训。

刘建明教授认为：新闻发言人是“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位一般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

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新闻发言人有如下职能：（1）定期和不定期地面向媒体及其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主动披露相关重要信息。

（2）回答记者的提问甚至质疑。

（3）表明本部门、本机构的观点立场。

新闻发言人虽然是具体的个人，但他们无一不是官方的代表。

其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代表着政府意志和政府形象。

他们身上负载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包括两个方面必不可少的内容：既要披露信息（这是发言的首要内容），又要发表意见（并不只是通报情况）。

再则，新闻发言人的发言经由媒体向广大公众传播。

由于公众无法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记者所提的问题，既是他们从新闻专业角度的发问，也是代表他们的传播对象和服务对象在提问甚至质询。

因此，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的记者，通常都具有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公众代言人的双重角色。

从深层次看问题，新闻发言人对记者的态度，也就包含了对公众的态度。

而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处其上位者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事件信息势必十分关注。

从一个方面看，知情欲望反映72了公众的正常心理；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表现冷漠，是不可思议的。

另一方面，知晓事件信息，也是每一个公民所享有的法定权利。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的尊重，程度不等地满足了其知情欲望。

新闻发言人理当对事件舆论进行及时和恰当的引导。

然而，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之间呈现为怎样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新闻发言人通过自己的发言将关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予以发布，借助于媒体的途径和影响力进行广泛传播，有利于公开事件真相、避免以讹传讹，有利于舆论中健康因素的增长、不健康因素的消减。

而新闻发布会，则是新闻发言人发言的平台，是万众瞩目之所在。

新闻发言人正可以借此机会影响舆论和引导舆论。

在SARS事件的后半程，卫生部和各地相关部门、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对于稳定舆论、稳定民心进而稳定社会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这也许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新闻发言人成果最辉煌、对舆论的引领作用最突出的时期之一。

但在现实生活中，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受到诟病、激惹舆论的情况，却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