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社会经济状况
一）元明清农业
来自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对农业比较生疏，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激励农耕。

由于措施比较得力，元朝农业生产得到发展，耕地有所扩大，人口明显增加，最多时达到8000万人左右。

明朝政府也非常重视农业。

儒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策略，以农业生产为核心，得到朱元璋采纳。

至永乐年间，“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
明清之际的连年战乱造成百姓流离失所，农田大片荒废。

清世祖顺治时，全国耕地面积几乎只及明初水平，仅3.8亿亩。

清政府沿袭前朝做法，以鼓励垦荒、大兴水利、调整赋税为核心内容，推行积极的农业政策，很快收到成效。

到雍正时，耕地面积已接近9亿亩，受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二）元明清手工业
元朝官、私手工业均有发展。

官办手工业仍以作坊为主。

民间私办手工业受到官方控制和压抑，规模较小，产品较少，生产条件较差，但效率、成本和一些产品的质量均优于官办作坊。

元朝手工业主要集中在七大行业，即毡毯业、纺织业、棉织业、麻织业、兵器业、制盐业和陶瓷业。

其生产技术均比前朝有所提高。

明朝城市繁荣，流通和贸易活跃，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规模扩大，技术改进，产量增加，分工细化。

制瓷业采用新工具和新工艺，产品质量得到较大提高。

玻璃制造工艺不仅可以生产透明玻璃，还能生产多种有色玻璃。

洪武时期，官办冶铁行业每年产量定额已接近1万吨。

织造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机具趋于专业化和地区性专业分工。

松江的纺织、芜湖和苏州的染色、踹布，享誉天下
清朝的手工业繁荣，无论是生产规模、雇工人数、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虽然仍以作坊为主，但已经出现了生产规模较大的工场。

冶矿业也有很大发展，云南铜矿规模巨大，年产铜近万吨。

汉口铁器制造业的从业人员达5000多人。

广东佛山冶铁业发达，雇工达数万人。

陶瓷业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有民窑数百家，工匠数十万人。

陶瓷花色品种、工艺技术、产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代。

值得指出的是，在手工业领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但由于中国仍然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商品经济极其弱小，与同时代的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差距甚大。

（三）元明清商业
元代商业非常活跃，政府通过专营专卖政策对贵重金属、茶、盐等实施垄断。

海外贸易规模超过前代，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世界。

为促进商品流通，元朝在全国范围发行了钞票。

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

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都号称“人烟百万”，已是特大城市。

明代货币商品经济的发育加快。

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产品到明代已经成为商品进入流通市场。

这标志着封闭的自然经济围墙出现了裂缝。

在明代，商人逐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较大的商业城市里，商人甚至结成了专门化的帮会。

安徽的徽商和陕西、山西的西商成为南北并雄的两大商业资本集团。

凭借商业的滋养，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

沿江沿海区域，繁华城市星罗棋布。

清政府视工商为末业加以抑制。

但社会的巨大需求仍然有力刺激了商业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

工商业者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对清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影响。

其中，两淮盐商、山西票号商、广东行商等对国家和城市经济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到近代，工商业城市发展加快，一些城市，如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无锡、汉口、广州、福州、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等占地利之便，成为内外贸易的重要口岸，商贾云集，
店铺林立，市声鼎沸，物流浩荡，极尽繁华之致。

（四）元明清社会管理
在中央行政方面，元代以中书省为政务总管机构，枢密院为最高军政机构，均由皇太子执掌。

明清两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建立了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内阁，皇帝实际上兼元首和首相于一身。

行政运行中枢为六部，即刑部（主管司法）、吏部（主管人事）、户部（主管赋役）、礼部（主管文教）、兵部（主管国防）、工部（主管工商）。

清雍正时期，设军机处，国家政治更加神秘化、秘密化。

在地方行政方面，元代创立了行省制，实行省、路、府（州）、县四级地方行政体制。

省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全国设11个行中书省。

明代沿袭行省制，后取消了路，改省为布政使司，并设立总督、巡抚对其监督；同时设立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予以牵制。

形成了行政、司法、军事三权分治，互不统属的政治体系。

清代以明制为基础，有所改创，总督和巡抚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并称“封疆大臣”。

在中国历史上，户籍有着特殊的社会管理功能，一方面，用以防止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的田地荒废，另一方面，用以落实赋税征收。

户籍制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代沿用唐宋以来的户籍制，按贫富程度将居民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三级，称为三等九甲。

赋税主要按地税和丁税征收。

除正税外，还附征各种杂税。

明代户籍管理更加严格，以县、乡、里、甲、户、丁五级登记造册，户籍之外另有田籍，按人口、田亩摊派赋税徭役。

明代中期，赋役管理混乱，人民负担加重。

张居正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和徭役合并征收，废止实物税，统征货币税，使不合理的赋役负担有所调整。

为了更好刺激生产，清康熙时期以康熙五十五年的人丁数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标准，税额也一次性固定下来，无论人口怎样变化，不再加赋。

雍正时期进一步将丁银摊入地亩，实际上废止了丁税，使人民赋税负担更加合理。

但上述政策刺激了人口的急剧增长。

康熙末年全国登记人口不到3000万，乾隆中期即超过2亿，至近代嘉庆末年超过3亿。

这一后果对今后中国的发展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