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一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
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3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
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
”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
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
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
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
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
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1840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
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1861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
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
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
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
而内心深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头号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伊藤博文关于“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之语其实有失公允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一语盖有深意在焉！用现在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但要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洋的观念和制度！”——这与伊藤博文“改革内政”一语可谓不谋而合。
而且李鸿章后半生中作过不少类似表述。
伊藤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虽属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时代儒学才在真正盛行）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
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老大帝国所能相比的。
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小”是一个“死不认罪”。
殊不知其实是一个只敬畏强者甘于向强者低头服输不耻下问向强者学习的民族。
还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民族——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江户湾口轰开了自“锁国令”以来关闭了达二百多年的国门。
这时的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相似。
然而前者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前述英杰大多数或被刺杀或战死）。
近代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
这里强调“一大批”极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车轮转轨而言仅出一个“板坦虽死自由不灭”的板垣退助远远不够。
在明治维新期间像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这样或战死或被杀或被刺死者却不计其数！正因为有一批批伟大启蒙思想家、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现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的短短三十年年便实现了“脱亚入欧”战略跻身西方列强。
并接连战胜两个东方巨人——大清和俄罗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
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
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
个中原因发人深省——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内的朝廷统治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夷之强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
然而“传之万代”潜意识和侥幸心理驱使大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对必然导致皇权旁落的君主立宪深恶痛绝高举“祖宗之法不可变”大旗对任何消减皇权的改良说不。
而朝廷顽固派则顺势而上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攻击“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在奕亲王等人坚持下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领域开展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达到“船坚炮利”之目的“洋务运动”却拒绝学习比西方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西学思想、宪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
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
然而由于这些企业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
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严重钳制。
而缺乏总体设计又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直到洋务运动结束中国远未形成的近代化工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识（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落后更为可怕。
所以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
对这一点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维新派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不能只羡慕西洋的船坚炮利更要羡慕西洋的文明。
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强烈主张国民精神“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并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作为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无疑要高出一筹。
但与福泽谕吉、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精英相比却逊色太多。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素养与伊藤博文相比远不在一个档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
而李鸿章却是中国“有治人无治法”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对近代国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认知。
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统治集团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之落后从强大的顽固派长期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言论中略见一斑——顽固派攻击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
以慈禧为首的、在唯我独尊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朝廷领导核心此时对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国虽心存恐惧但对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
“不以倭人为意”是当时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
连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
……甲午战前的几年在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居国民总收31%、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严峻现实下清政府竟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
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队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
而陆军更糟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
然而另一方面为迎接慈禧太后诞辰却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与大清削减军费预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县有朋等政治精英高瞻远瞩：“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1890年后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