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浚县人王越，是个复杂的人物。

了解军事史的说王越是名将，卫国戍边，功勋卓著；熟悉文学史的说王越是诗人，博学能文，长诗善赋；同情王越的说王越功大赏薄，人生坎坷；批评王越的说王越急功邀赏，结交奸宦。

浚县民间传说王越爱家乡、多智谋、忠君保国；淇县民间唱戏，王越被化妆成白脸奸臣———王越究竟是怎样的人？本文试图借助有关史料，对王越作多方位的分析，拨云除雾，再现一个真实的王越。

以文入仕戎马一生王越，字世昌，河南省浚县钜桥镇冈坡村人，生于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浚县志》（1990年版，下同）记为1423年，不知何据。

仪表奇迈，颖悟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补县学生。

景泰元年（1450年）乡试中第三名，会试中第三十三名。

景泰二年中进士。

据说在廷试时，忽然刮起一阵旋风，王越的答卷被风刮去，监考官重新给他一张卷，他居然在所剩的有限时间内做完，并且得中进士，其聪明敏捷可见一斑。

王越中进士后，初任陕西监察御史（地方检察官），景泰三年（1452年）任浙江监察御史，“警慑贪污，激浊扬清，议论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

翌年父卒，回原籍浚县服丧。

天顺元年（1457年），供职都察院，受左都御史（总检察长）寇深赏识，审定各道奏章。

天顺四年（1460年）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使。

天顺七年（1463年），39岁的王越提拔为右副都御史、大同巡抚、提督军务，相当大同军区司令，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王越按察使做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弃政从军了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明初，元朝政权被朱元璋赶回老家陕甘地区黄河北岸，过着游牧生活，史称北元。

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成为明朝与北元的边境地带。

明朝前期，慑于明朝的武力进攻，北元不敢南下，河套成为真空地带。

土木堡之战，明军惨败，英宗皇帝被俘，明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北元开始向河套地区渗透，并愈演愈烈。

天顺七年，大同巡抚御史韩雍因故被召还京，英宗为寻找能胜任大同巡抚一职的人选发愁。

李贤推荐王越，英宗召来一见，“伟服短袂，进止便利”，很满意，随时下诏授右副都御史，命巡抚大同。

有人要问，既然是让领兵打仗，为什么封个相当副总检察长的右副都御史职务？这是明朝制度。

凡是领兵文官，都要加兵部侍郎或御史头衔，表示他们只是暂时性的领兵。

这也是明朝以文官领兵防止武将专权的一项措施。

此后王越屡次因功提职，也都加这样的头衔。

对领兵大将来说，实际是荣誉性虚职，实际职务只能相应去套。

王越一到大同任上，立刻修缮武器甲胄，训练士兵，修筑寨堡，鼓励农业、商业，重建大同防区。

《明史》、《王越墓志》、《浚县志》对此记载大同小异。

分歧是:《明史》记王越“甫至，遭母忧，夺情视事。

”说王越刚到大同，母亲死了，没有回家奔丧，坚持完成防务工作。

《王越墓志》、《浚县志》记述是在成化元年以前做的，成化元年到三年在家居住。

不过在家居住的原因，《浚县志》为“成化元年母卒，奔丧回家”；而《墓志》记为成化元年“以疾告”，因病请假，在家住了很长时间，未提母卒奔丧之事。

奔丧也好，病假也好，成化元年母亲死后，王越在家居住三年，《明史》所谓“夺情视事”是不靠谱的。

此后，王越除两次遭弹劾交出兵权外，一直战斗在西北边境，直到73岁病死甘州军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期间王越的身份一直是提督军务，虽然是最高统帅，却不是唯一的最高统帅。

明朝和宋朝一样，怕武将造反，一支军队有武文两个最高统帅。

武职最高统帅是掌管军权的主帅。

如：成化三年征毛里孩，抚宁侯朱永为主帅，王越为赞理军务；成化六年征阿罗出，抚宁侯朱永为将军，王越赞理军务；成化八年为解决将权不一问题，任命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节制，王越为总督军务；成化九年以宁晋伯刘聚代赵辅，王越仍为总督军务；成化十年设三边总制府，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王越为提督军务；成化十六年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王越仍为提督军务。

不过这些主帅要么是某次战役前临时任命的，要么是根本不懂军事的花花公子，且更换频繁，对西北边境敌我形势不熟，真正的军事指挥者实际是一直在西北边境与敌作战的文职领兵官王越。

正是王越的这种地位和战功，王越从右副都御史逐步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威宁伯。

明朝制度，文臣不得封公侯，王越封威宁伯已到顶了，再有战功，只能加俸禄，封太子太傅这些名誉职务。

王越的战功实在太大了，这一制度没能阻挡王越的仕途。

成化十七年，王越“从勋臣旧例，改掌前军都督府，总五军营兵，督团营如故”。

从此，王越成为真正的武将，有希望封侯了。

当年五月，宣府有警，命王越佩将军印，充总兵官，以汪直为监督军务，率京师军队万余人赶赴宣府。

这是王越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政治军事生涯的顶点。

此后因受汪直牵连，再也没能超越，到死都没能封侯。

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王越智多善谋，胆略过人，戎马疆场二十余年，身经百战，战功累累。

此选主要战事予以简单介绍。

成化三年，明朝发动征讨北元毛里孩的战争，抚宁侯朱永为主帅，大同巡抚王越为赞理军务。

一次，王越与朱永率千人出巡，与敌军遭遇，朱永想要逃跑，被王越制止住。

王越让士兵列阵自保。

敌人怀疑有伏兵，不敢轻易出击。

对峙到黄昏，王越命令所有骑兵下马，衔枚鱼贯而行，自己亲率骁勇殿后，从容撤退到五十里外的明军城堡。

事后，他对朱永说：“我方一动，敌人就会追，这样谁也活不了。

只能不动声色迷惑他们。

撤退时下马步行，声音小，不易惊动敌人，这才能逃脱。

”这次战役虽然无功而返，但足以显示王越过人的智慧和临阵不乱的大将风度。

过去带兵的文臣，都是跟在大军后面，仅仅是发号令、行赏罚而已。

从王越开始，亲自带领勇猛将士与敌人搏斗。

大概是王越保存实力有功，这年秋天，又让王越兼任宣府巡抚。

成化五年十一月，北元毛里孩在阿罗出配合下，兵分五路进犯延绥，英宗下诏让王越前往增援。

王越率本部至榆林，遣游击将军许宁出西路龙州、镇靖诸堡，范瑾出东路神木、镇羌诸堡，自己与中官秦刚在榆林城为声援。

许宁在黎家涧，范瑾在崖窑川分别大败敌军，右参将神英又在镇羌破敌，北元军撤退。

王越认为得胜，第二年正月收兵回师。

刚回到偏头堡，阿罗出部有卷土重来，延绥再次告急。

英宗命王越带兵屯驻延绥附近，待机而动。

敌军万余骑分五路入塞抢掠，王越命令许宁等将其击退。

因功迁左副都御史。

三月，明朝为彻底解决扰边不止的阿罗出部，再次以朱永为将军，与王越联合，征讨阿罗出。

双方在开荒川（《浚县志》记为黄草梁）展开决战，阿罗出部大败。

明军乘胜追击至牛家寨，阿罗出被流矢射伤。

王越这次立了大功，提升为右都御史。

成化九年九月，北元可汗满都鲁、太师加思兰等部将妻子老弱留在红盐池王廷，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县。

王越探得消息，认为北元主力尽出，后方空虚，是消灭敌人的天赐良机。

于是率领直属部队出战，命部将许宁、周玉各率五千骑兵分左右两路，出榆林，越红儿山，涉白盐池，两昼夜疾驰八百里。

将至红盐池时，暴风大起，沙尘翳目，诸军胆怯。

这时，一个老兵说道：“此乃天助，去时迎风，敌人不宜察觉。

得胜收兵时，如果碰上敌人主力返回，则其处于下风，正好乘风击之，没有不胜的道理！”王越立即下马相拜，提拔其为千户（相当团长），于是士气大振。

王越把兵士分为十翼，每翼千人。

亲自率许宁、周玉两翼突击北元大营。

北元留守部队猝不及防，被攻破，几乎全军覆没。

满都鲁等饱掠归来，发现大本营被毁，妻子畜产荡尽，只好相顾痛哭。

此战之后，北元再也无法在河套立足，被迫迁向远方。

河套危机就此解除，西北边陲得到数年安静。

这次战役，《浚县志》误记为成化八年，《墓志》记为“出兵延绥韩家坞”。

成化十六年三月，北元偷偷渡河入侵靖虏。

英宗诏拜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

王越率轻骑循塞垣西行，至大同，探得北元王廷在威宁海（今集宁南黄旗海），立即率军夜出孤店关，过猫儿庄，兵分几路直趋威宁海。

时风雪大作，天昏地暗，王越纵兵掩杀，再次杀散北元的王廷，几乎斩获北元的可汗达延汗。

（《明史》说这次袭击的是亦思马因太师部，有人对照蒙文史料，认为应是达延汗。

）命运似乎不想让王越完胜，最终达延汗逃脱了。

而北元美丽善战的女英雄，蒙古神话一样的人物满都海可敦可能就死在这一次袭击中。

这次战事，《明史》记“生擒幼男妇女171人，斩437级，获马驼牛羊六千余”。

弘治十年冬，北元再度入侵甘肃。

朝廷议复设总制官，先后荐举七人，都不称孝宗皇帝心意，吏部尚书屠滽荐举王越，乃下诏授总制甘、凉、延、宁四镇边务。

弘治十一年，敌军安营贺兰山后，屡次侵扰边境，73岁的王越遂分兵三路进剿贺兰山后北元根据地，斩敌43级，获马驼百余。

因战功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不久，牵涉李广案，忧恨绵绵，病死甘州军中。

王越是明朝中期著名的良将，在明朝与北元的对抗中，为保卫西北边境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越也因战功由右副都御史累迁到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威宁伯，总制三边军务，掌前军都督府，任总兵官，佩将军印。

王越死后，明朝再也没有主动出击北元的能力，达延汗也不再有与之匹敌的对手。

从此，北元大举入塞，明朝陷入与北元无休无止的争战中，直到双方筋疲力尽，被满清消灭。

六遭弹劾命运坎坷可能有人认为王越从地方检察官（御史）做到正省部级（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仕途一定一帆风顺。

其实不然。

王越在战场上料敌如神，屡战屡胜，但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朝中官僚的关系并不十分见长。

《明史》称：“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节，为朝议所齮。

”王越一生中六次遭到弹劾，丢官事小，命都丢了。

第一次遭弹劾是景泰四年（1452年）。

王越任浙江监察御史（《明史》记为陕西监察御史）时，被都御史（即王越所在监察系统中央最高领导）弹劾，事由是王越得到父亲死讯，匆忙回浚县祖籍奔丧，没有等到找到代理其职位的。

也许是没对工作造成什么损失，“帝特原之”，皇帝原谅了王越。

第二次是在成化六年（1470年）正月，王越救延绥打败毛里孩后带兵回大同，毛里孩残部又调头重犯延绥。

这一次告王越的是兵部，理由是王越擅自撤军。

可能是刚立过战功，皇帝没有治王越罪，只是让他屯兵延绥，侍机击敌。

第三次是成化八年（1472年）。

王越认为长期战争，士卒衣装尽毁，战马死亡过半，请求暂时停战，兵部尚书白圭主张拉网式清剿河套地区敌冦。

朝廷也认为不灭河套之敌，三边终无宁日。

于是派武宁侯赵辅为平虏将军，王越任总督军务，发兵八万剿敌。

王越、赵辅认为北元满都鲁、孛罗忽、加思兰正强盛，难以破敌，据情上奏说：“要全歼河套敌军，非调精兵十五万不可。

现粮匮人疲，又无处敛取，应当暂且退守，内迁军民。

”朝廷久议不决。

王越再次上奏，讲作战的困难，请求采取防守策略。

这一奏得罪了只会纸上谈兵的主战派，遂弹劾王越、赵辅欺瞒朝廷。

正好赵辅有病，被召还朝，这场风波就此不了了之。

第四次是成化十年（1474年）。

上年王越在红盐池端掉北元可汗满都鲁的王廷，取得大捷，却只得到加太子少保名誉和增俸一级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