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7月 Vol.37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ul. 2015────────── 收稿日期：2015-04-07 作者简介：谢越（1989-），男，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史。

-78-从微信红包看传统社会人际关系转变谢 越（西藏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6）摘 要：传统的中国社会在春节期间的拜年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以血缘维系的社区传统，社区内的走访活动伴随着礼物的相互馈赠和接连不断的彼此宴请活动传递并加强着血缘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但是进入互联网社会以后中国的拜年传统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迅猛的革命，这一变革将会对中国社会结构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社会；身份；微信红包；契约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4-0078-04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4.020The Change on Traditional Social Relationship by Discussing the Red Packets on WechatXIE Yue(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6, China)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ctivity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shows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binds community tradition. The visit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with gifts to each other and successive feast strengthen the blood cohes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But after entering the internet society, Chinese traditional new year seems to be experiencing a rapid revolution. It will bring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structure Chinese society.Key words: traditional society; identity; red packet on WeChat; contractual society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社会结构不断瓦解，取而代之是新的不确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中的人际关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交方式，虚拟世界的社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现实世界的社交活动。

一、作为身份符号“众所周知，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

义务性的礼物往来维持、强化并创造了各种——合作性的、竞争性的亦或者是敌对性的——社会联结。

”[1,p1]而在春节中，礼物的社会性功用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一直以来中国社会在春节期间的礼物流动存在于被人类学家们称为“人格之文化建构”①的过程中，该过程不仅明确了社会认可的人的界限而且强化了人际关系中的社会化属性。

显然解构中国社会的礼物交换过程，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有着重要意义，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礼物流动不仅仅反映了人格之文化建构过程，还区分了社会的层次，“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海里还很深。

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

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2]。

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的流品性特征，礼物通常是由社会生活中地位处于下层流品地位的人们向拥有更高流品社会地位流动，而这一背景下的礼物流动往往是单向的，这个事实迥异于马塞尔·莫斯所提出的作为契约与交换，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契约交换式的礼物馈赠关系。

要想探究礼物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属性，就必须以某谢 越：从微信红包看传统社会人际关系转变-79-种方式呈现出礼物在其中的去向轨迹。

以一个春节期间存在的场景为例进行分析，我们用甲、乙、丙和丁来分别代表四人。

甲为居住在乡下的普通农民，乙为居住在城市的甲的表亲，丙为乙的上司，丁为丙的父亲。

过年时甲会携带礼物（乡下特产或进城之后买的礼品）去给甲拜年。

期间叙叙旧，乙是否留甲吃顿饭，取决于乙对甲的态度而不取决于甲的意愿。

乙将甲送的礼物进行分类，一部分留给己用，一部分与自己购买的新的更为贵重的礼物一并携带着去拜访自己的上司丙，依旧是客客气气地拉拉家常，过程可短也长，这取决于丙是否空闲。

丙与丁之间的礼物流动不同于甲乙丙之间，丙丁为父子关系，丙对丁日常的赡养照顾较少，而逢年过节则会带大量的礼物去看望丁，对自己日常所欠缺义务的补偿。

春节期间的人际走动与礼物的流动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人情，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中的礼物不同于“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3,p3],与经典理论中的“补偿”或“均等报偿”不同，正如阎云翔所指出的，“中国礼物馈赠形式的某些特性将它与人类学文献中描述的其他体系区别开来”[3,p4]。

当进一步剖析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人情要素之后，对礼物的流动与社会性的研究，则应放在更为长远的时间线上去进行考量。

春节作为传统节日具有调整修复一年来已经拥有的社会关系的作用。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确立了一个关联，那么春节期间的礼尚往来就是决定对这个关联是长期关联还是短期关联的一个分界。

作为长期经营的关联即我们所说的礼物（不可让渡[inalienable]物品）所创造的联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一点在血缘社区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时至今日依旧可以看到这种关联的影响力，这便是中国社会中人情这一基本社会概念的基础。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在美拉尼西亚社会交换研究后提出的从“纯粹的礼物”到“真正的交易”观点就是对这种关联的具象描述。

经典人类学理论中在诸多民族志报告中广泛谈论的礼物馈赠和互惠的理论从理论层面说放到我国社会的关联中去考察并没有错误，之所以我们会认为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于“均等报偿”或“互惠”的时间界定问题。

萨林斯提出了交换现象的三种类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三种互惠在其语境中暗含了一个前提，即互惠是指的确定性的互惠结果，而在人情社会中，人情则是不确定性的互惠。

人情本身是个极其抽象的道德概念，在人情社会中对于人情的约束完全来自于道德层面而不取决于契约社会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人情与契约社会的关注点并不相同，我们可以说这是东西方文明差异的结果，也是历史传统的沿革。

对前文所举甲乙丙丁礼物的事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甲乙丙丁直接的关联可以用一幅图标来简单呈现，如图1所示。

图1 礼物流动与身份关联图在甲乙丙丁四人中，丙丁是最为牢固的直系血缘关系，甲乙为次之的亲缘关系，乙丙为更次之的工作关系，甲乙之间尽管并无直接的相互馈赠，但却存在着一种报偿关系的人情，这种报偿关系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量化的研究，难以罗列完整的互惠等式，当然这并非是在否定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恰恰相反这种互惠关系的精确计算来自于从小受到的人情道德训练所培养起的本能意识，这种意识是甲乙互惠关联的原动力，甲乙之间未必存在当下时刻的交换需求，但在将来的某一天始终存在着甲对乙的不确定性交换需求。

同样的互惠关系也可以解释乙丙之间的关联，但与甲乙不同，乙丙间的关联表现非常具体，乙丙之间的互惠存在某种契约的认可，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张集馨所著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如旧时所谓的“太平炮”②，外官对京中大僚，常有馈赠，节寿送礼以外，有别敬、炭敬、冰敬、瓜敬等名称[4]。

随之发展出一整套官场的“礼文化”，此种文化并未禁绝久而久之成为官场腐败的重要根源，官场文化与本文行文无关故不作过多讨论。

丙丁之间的关联则相对容易理解的多，为家庭内部财富的一种流动形式且这种流动伴随着情感的交互发生。

以上三种为我国社会结构中最为常见的春节馈赠礼物的流动方式，礼物的交换有了超越馈赠这一行为本身的深层次社会阶层财富重新分配的含义，并依据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不断通过馈赠的流向来强化身份的高地。

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是否赞同自己的行为，其根据似乎与我们据以判断他人行为的原则完全相同。

我们是否赞同他人的行为，根据的是当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时能否充分同情导致其行为的感情和动机。

”[5]在不断的身份转换之后，春节的礼物馈赠活动便以极其精妙的方式运行着，维系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财富流动。

二、具有社交性的“红包”“红包”作为2015年春节最为流行的词语，然而此“红包”非彼红包。

曾几何时越来越流行的移动互联第37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7月-80-网控制了人们的生活，传统的社交活动在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现实中的社交关系很快延伸到了虚拟社会中，从早期的QQ 、MSN 、飞信到智能手机普及之后的微博、微信、陌陌，购物则有淘宝、天猫、京东、亚马逊、当当等大型B2B 购物平台，移动互联网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有人开玩笑的说可以没吃没喝但不能没有网。

那么作为传统社会生活中最为隆重的节日春节自然也无法避免移动互联网的介入，最早推出虚拟红包业务的是新浪微博平台，2011年春节，新浪微博就推出了红包活动，但一直到2014年春节微信推出红包活动之后，红包才渐渐扩展到全社会，至2015年春节最终演变为一场全民的红包狂欢活动。

对于全民抢红包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互联网商业思维的角度去解读研究，在笔者看来这并不妥当，如果单纯将红包看作是互联网巨头们的又一次广告营销噱头，那么大可将其与2014年春节后的滴滴打车软件以及快的打车软件的全民打车返现活动进行对比，作为单纯商业促销活动的打车软件之战随着阿里与腾讯双方投入的现金流耗尽便告结束，而抢红包活动中的现金流则远大于腾讯与阿里两家公司的投入现金流，所涉及的社会层面也更为广阔。

2014年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6.49亿人，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在2.17亿左右③，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基数，显然任何一家盈利性机构已无法左右其作为社会群体的文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