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设计的研究：可为与不可为*吴琼1李欣2（1．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广东广州，； 2．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当前，在教育技术学领域，一股基于设计的研究（DBR）的浪潮正在悄然兴起，关于DBR的学术论文日趋增多，大都出自学科专家之笔，且发表于核心期刊中的占绝大多数，足以证明教育技术界同仁对DBR的重视。
研究的量并不代表研究的质，我们对DBR既应充分重视，也应深入思考，谨慎使用，明确当前DBR研究中的存在的问题与原因，知其优势与不足，方能明其可为与不可为，这对教育技术研究者理性的选择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科学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关键词]】基于设计的研究；教育技术；研究方法论；教学干预【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一引言基于设计的研究 (design-based research，DBR)，又称设计研究（design research，DR），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
学界普遍认同DBR诞生于1992年Ann Brown和Allan Collins提出的“设计实验”(designexperimentation)。
1992年 Collins在其论文《走向教育的设计科学》中首次使用了“设计实验”这个术语[1]，同年，Brown在《学习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设计实验：创建复杂性干预措施中的理论与方法论所面临的挑战”一文，描述了她所进行的“促进学习者共同体”项目[ 。
但Brown和Collins 1992年的声音在20世纪末并未得积极的响应，随后的几年中，涉及“设计实验”的研究比较少，由于学习的科学方法成为了焦点，DBR在本世纪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2003年基于设计的研究小组(Design-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 DBRC)为了避免同“实验设计”、“设计者研究”、“实验教学”等术语混淆，选择使用了“基于设计的研究”这一称谓[3]，随后，欧美一些有影响的教育刊物陆续专题刊登DBR的相关研究成果1，足见研究者对DBR的重视。
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则起步较晚，DBR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应当是2005年在首届全国教育技术博士论坛上，焦建利的撰文——《基于设计的研究：从理论到教育实践》[4]。
虽然起步晚，但DBR在国内的发展非常迅速，2006年之后，学术期刊上关于DBR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成1如：《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3年第1期，《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2004年第1期，《Educational Psychologist》2004年第4期，《Journal of Computing in Higher Education》2005年第2期以及《Educational Technology》2005第1期雨后春笋之势。
2007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教育设计研究(EDR)国际高级研修班”对于推进DBR在国内的交流与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当前DBR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伴随着DBR 研究的蓬勃之势，我们发现，关于DBR 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和需要我们理性思考的问题。
1 当前DBR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平衡DBR自身最令其自豪的应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目的性，研究者们普遍认为DBR这所以深受欢迎就在于它很好地结合了设计和研究，很好地兼顾了技术与理论[5]。
然而，理论与应用如何平衡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DBR 的进一步发展。
从文献考察来看，目前DBR的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也是不平衡的，理论研究较多，探讨中主要涉及的是DBR的定义、理论归属、特征、实施过程等方面，以及大量关于DBR与其它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对比研究，主要列入对比的是DBR与实验研究、行动研究、评价研究的异同[6][7]等等，内容庞杂，在整个研究中占据的篇幅也比较多，而相形之下，应用研究却比较欠缺，能被大家记住的依然是那几个被反复引证的案例：从早期Brown的FCL（培育学习者共同体）到美国Vanderbilt大学认知与技术小组(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at Vanderbilt, CTGV)的一系列研究[8][9]，Dede等人的“River City”项目[10]，Barab的Quest Atlantis[11]等，这一现象与DBR根植于真实情境之中，寻求理论与实践双重发展的理念是很不符合的。
而且，这个问题在我国国内的研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当然，这可能与DBR引入我国的时间还比较短有关。
然而，国内即使是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依然是以引介性的文章为主的，本土化、有价值的理论非常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理论研究不系统，缺乏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理论关于DBR的理论争辩很多，大量的DBR研究以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形式分散在各个刊物发表，但还缺少对DBR在定义、方法论内在逻辑、研究和操作方式、标准建设等方面的系统化研究，学界对于设计研究到底是什么似乎还莫衷一是。
同时，根据笔者的大量查阅，目前国际上关于DBR的专著也只有一本[12]，其余都只是在个别书中出现的专章论述（如Peter Reimann在Methodological Choice and Design的第三章所做的论述[13]）。
在国内，虽然出现了论述DBR的硕士、博士论文（王美，2007；杨南昌，2008），但都是以实例为基础的论述，缺乏理论创新。
尽管“基于设计的研究”可以有多种模式,这既必要也合理,但却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体系的统一化和形式化没有必要 (Bell, 2004)。
尽管Collins 等人2004年对DBR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14]，形成了一个包括“基于设计的研究”总目标、经典案例、实施指南及其在总结性评价中如何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教育革新进行评价等4个部分在内的理论框架[15]，但从总体上来看，DBR的理论研究还很不系统，缺乏有说服力的成体系理论。
（3）应用研究中存在为用而用的现象尽管对于DBR的应用研究由来已久，以Brown的FCL （培育学习者共同体）为发端，不少学者都致力于此，国外的研究者们开发了很多成功案例，国内也开始了一些DBR的实践探索，比如，高文，祝智庭等。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DBR在应用领域中的研究状况却依然不容乐观。
DBR应该根植于实践，在真实情境中展开，DBR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验证和完善，同时，从应用中来的理论才能真正具有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然而，纵观DBR研究的应用实例，为用而用的现象十分突出。
尤其是在国内，不少研究都只是用这样一个新名词去框了自己的研究，与DBR的关系并不密切，在全文中只有个别地方谈到了“干预”、“迭代”，然后就冠了一个“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名号，得出的结论泛化严重，而所谓的结论即使不用DBR也可能得到，这些仅仅是为用而用的“应用研究”根本无法证明DBR的真正价值。
（4）国内研究存在“跟风”的现象教育技术学领域一直以来的“追新”特点都比较突出，一旦有新的技术，新的理论出现，大家都是积极跟进，力争最短的时间内在新的制高点上有所成就，这固然表明了教育技术学人的敏锐触角，也为新技术、新理论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使得在这种“跟风”之下，研究的质量参差不齐，对于BDR的研究也是如此。
自从DBR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迅速地在学界掀起了风潮，引起了各个领域的广泛讨论，但考察文献可以看出，很多文章就是“跟风”的成果，这样的“跟风”研究既不寻求基础性的理解又不考虑使用，只能属于巴斯德象限中的第四象限。
这种研究的进行和出版仅仅是为了提升学术职业，在教育研究中没有产生“有用的知识”，他们面临的只能是“出版或者死亡”[16]。
2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在DBR的研究中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主体对DBR的认识存在分歧对DBR概念界定的不一致是研究者对其理解存在差异的体现，关注DBR的学者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自各以自身的研究领域为对象来理解DBR的“干预设计”，导致对DBR所适用的问题域认识不一致[17 。
也因此导致了对DBR众说纷纭的定义与三足鼎立的理论归属划分。
[据笔者调查，目前关于DBR的定义至少有十几种之多，最为公认的是Wang，F. & Hannafin，M.J. （2005）所提出的“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系统而又灵活的方法论，其目的是在真实情境中，以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协作为基础，通过分析、设计、开发和实施的反复循环，来改进教育实践，并提炼对情境敏感的设计原则和理论[18]。
”对于DBR的理论归属大体上存在三种分歧，认为DBR是研究方法（张建伟，2005；吕林海，2007），研究范式（张文兰，2007；杨南昌，2007；祝智庭，2008；王佑镁，2010），或是研究方法论（Wang，F. & Hannafin2005；张倩苇，2007；焦建利，2008；郑旭东，2009）]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导致DBR的研究者之间缺乏合作，使其在研究共同体内难以深入推广。
同时，也因为存在认识分歧，导致研究者们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理论争辩之中，对DBR真正内涵的深入研究和剖析不够，而且，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也使得初次涉足DBR领域的新兴学者与普通的DBR实践者对基于设计的研究感到无所适从，敬而远之，阻碍了DBR的发展。
（2）DBR本身的复杂性给研究带来了困扰基于设计的研究本身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研究者、设计者、实践者甚至管理者的共同协作，其“设计”是针对真实的学习情境中改变与创新而言的，学习系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交互式生态系统[19]，要在真实的情境中展开基于设计的研究，就必须协调好人员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教学问题的复杂性，这使得DBR的研究不像其它类型的研究那样易于开展。
DBR倡导对教学的干预，使用迭代来完成问题解决和理论构建的双重目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对于DBR的案例的成功与否并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甚至学界对于DBR的认识也不能统一，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流程操作基于设计的研究，怎么样才算是迭代完成？如何衡量一项基于设计的研究是否成功？目前并无定论。
这些都给关于DBR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阻碍了研究的顺利进行。
（3）理论研究者与应用实践者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DBR的理论研究者们大都是在高校工作的学者，而DBR的应用实践者则遍布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学科，从现有的DBR的成功案例来看，基本上都是由高校资深的DBR 理论研究者自己设计教学干预并自己深入实践的（如：FCL，QA，简·赫灵顿的研究等），而非是设计者与实践者通过“密切合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