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216期 第12期 2007年12月 贵州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Vol.216,No.12 December 12007 作者简介:董劭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隋唐史研究。
① 邓文宽先生曾对这三次修订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有所分析,参见《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文载中国唐史学会主编《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5-67页。
吏部尚书铨选职能与唐族姓书籍修撰董劭伟(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摘 要:唐前期朝廷曾组织三次编修族姓档案书籍。
前两次由吏部尚书提出并组织进行,最后一次由谱学专家提出而由朝廷组织进行。
这与唐初承袭南北朝门阀观念余绪有关。
吏部职掌官员选举,唐前期族姓档案对其有参考意义。
唐前期修撰档案书籍的政治意义逐渐降低,而后期不再有官方组织编撰。
关键词:吏部尚书;铨选职能;族系书籍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7)12-156-158 唐秉承南北朝余绪,前期仍存在较为强烈的门阀世族观念,对族姓等关系门第的事情十分重视。
唐前期曾三次组织修撰与族姓有关的谱籍档案,而前两次均由吏部尚书主持①。
本文拟对唐前期吏部尚书铨选职能与姓族档案书籍修撰的关系等问题作一探讨,试图通过考察修撰主持者及主要参与者之身份来进一步揭示族姓书籍的重要性。
唐代吏部为尚书六部之首,是主管人事的重要的中央部门,关于其职掌,《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吏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
凡职官铨综之典,封爵策勋之制,权衡殿最之法,悉以咨之。
”可见在唐代吏部尚书和侍郎一起执掌着官员选拔、勋封、考课等行政条令,这是吏部尚书和侍郎作为吏部正副长官最主要的职能体现。
《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君集出自行伍,素无学术,及被任遇,方始读书。
典选举,定考课,出为将领,入参朝政,并有时誉。
”可知侯君集任吏部尚书时主要职掌便是“典选举,定考课”,这些皆与政令有关。
上引为吏部尚书职能之总体概括,在吏部实际运作中,围绕铨选等事务吏部尚书执行着相关职掌。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凡选授之制,每岁集于孟冬。
……尚书、侍郎,分为三铨。
尚书为尚书铨,侍郎二人分为中铨、东铨也。
……五品已上,以名上中书门下,听制授其官。
六品已下,量资任定。
其才职颇高,可擢为拾遣、补阙、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听敕授。
”吏部主管着各级官员选任,因此官员情况必须为其所熟知,尤其是族姓情况,因为族姓亦是吏部尚书选任官吏的重要依据。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高士廉于唐太宗贞观“五年,入为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仍封一子为县公。
奖鉴人伦,雅谙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
”作为吏部尚书的高士廉因对“姓氏”情况熟知,故而在其职任内成绩显著。
而同为吏部尚书杨恭仁少弟师道乃“贵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贵势及其亲党,以避嫌疑,时论讥之。
”[1](卷62,2383页)“则天如意元年,李志远掌选,有姓方姓王者并被放,私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
‘方’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加增文字。
志远一见便觉曰:‘今年铨覆数万人,总知姓字,何处有‘丁’‘士’乎。
此必‘方’‘王’也。
’令史并承伏。
”[2](卷3,21页)李志远时为吏部侍郎,铨选时能对数万人而“总知姓字”,难免有夸张成分,不过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时期的铨选中,姓氏是很重要的因素,极易受到负责铨选官员的注意。
既然族姓与吏部铨选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吏部尚书当然是主持族姓档案书籍修撰最合适的人选。
首先看唐初第一次修撰《氏族志》的情况。
据《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贞观]五年,入为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
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
同上卷八二《李义府传》:初,贞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
贞观时曾修撰《氏族志》,由上引可知,高士廉作为吏部尚书乃参与修撰《氏族志》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毫无疑问是以主持者身份参与了修撰,这与吏部尚书作为主管人事的官员,往往“奖鉴人伦,雅谙姓氏”有直接联系。
[1](卷65,2443页)这正符合修撰《氏族志》的标准。
这次修撰者中除吏部尚书高士廉外还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
高士廉,《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渤海蓚人。
曾祖飞雀,后魏赠太尉。
祖岳,北齐侍中、左仆射、太尉、清河王。
父励,字敬德,北齐乐安王、尚书左仆射、隋洮州刺史。
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
”可见应是前朝士族或贵族后代,应属于典型的山东士族出身,后于隋时入关中并与关陇集团发生婚媾关系,是时已为关陇集团成员[1](卷65,2441页)。
韦挺,为“雍州万年人,隋民部尚书冲子也。
少与隐太子相善。
”[1](卷77,2669页)其为关陇集团成员无疑。
岑文本,《旧唐书》卷七〇《岑文本传》:“南阳棘阳人。
祖善方,仕萧察吏部尚书。
父之象,隋末为邯郸令,尝被人所讼,理不得申。
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
”岑文本属于南朝官员之后,家世并不甚显贵。
不过,仍属于南方文人北迁代表。
令狐德棻,《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载:“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
先居燉煌,代为河西右族。
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
……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
”这次修撰的官员构成,以尚书省为主,御史台和中书省官员皆有参与。
这与唐初尚书省的宰相机构地位较为相符。
显示出李世民对此的重视程度。
高士廉主持修撰的《氏族志》颁布之后,曾作为姓氏档案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引起李义府的不满,导致“义府奏悉索《氏族志》烧之”[3](卷95,3842页),该书虽于《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与《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皆有著录,不过,经李义府毁坏,恐怕在唐代存世的并不多,故而《宋史・艺文志》不再著录。
近世敦煌残卷中发现贞观八年(634)吏部尚书高士廉等《条举氏族事件》残卷抄件,当与《氏族志》有关。
综合来看,以上四人以关陇集团成员为主,但包含山东江南士族的因素,前者如高士廉,后者如岑文本,应该说这次修撰人员组成,从李世民安排来看,是想照顾关陇集团利益的,所以在高士廉等修撰完成后,李世民对不合其意愿颇有看法,认为“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
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
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1](卷65,2443-2444页)最后以崔干为第三等,降低了山东士族的等级。
高宗朝时,李义府“迁右相,殷王府长史仍知选事并如故”。
作为宰相,又兼掌吏部尚书事务,他对之前贞观时期修撰的《氏族志》颇有意见,“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1](卷82,2769页),并亲自主持安排修改的参撰者: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
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
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
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
[1](卷82,2769页)751 第12期吏部尚书铨选职能与唐族姓书籍修撰第二次修撰《姓氏录》由吏部尚书李义府提出,参与者有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三人,新旧《唐书》无传,只有吕才有传,《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载“吕才,博州清平人也。
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
”由“阴阳方伎之书”推测来看,其出身很难说是世家大族,加上之前三人,总的来看,这次修撰是以庶族地主为主展开的,李义府耻贞观朝所修撰《氏族志》无其家族名,可知其出身低微无疑,另外反映出《氏族志》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观念。
因此修撰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利益以及对地位的追求,即“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其时门弟观念还是较为强势的,所以这一举动引起士族“搢绅士大夫”之不满。
此次修撰者职官情况,除李义府以宰相兼吏部尚书而地位较高外,其他礼部郎中、著作郎、太子洗马三职为从五品上,太常丞为从五品下,刚刚达到所定“皇朝得五品官者”之标准,可见李义府之别有用心所在。
官职分属尚书礼部、秘书监、东宫属官及九卿之太常,与第一次唐太宗贞观修撰时相比,更体现了广泛性。
此次修撰的成果并不为时人接受,《氏族志》如前所述虽为李义府销毁不少,但在中宗朝再修订时仍以其为蓝本,“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
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
”这次修撰参预者亦不在少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继而卒,乃迁为外职。
至先天初,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
”[1](卷189下,4971-4972页)第三次修撰实际是由谱学专家柳冲“上表请改修氏族”,与前两次性质不同,但亦有宰相侍中、中书令等宰相及其他高官参与,据《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睿宗即位,……召拜刑部尚书、右御史大夫,再迁吏部尚书。
先天二年,复为中书令。
是岁,至忠与窦怀贞、魏知古、崔湜、陆象先、柳冲、徐坚、刘子玄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有制加爵赐物各有差。
此处提及最终参预修撰者有萧至忠、窦怀贞、魏知古、崔湜、陆象先、柳冲、徐坚、刘子玄等人。
据其中与吏部有关者为萧至忠、魏知古皆曾先后担任吏部侍郎、吏部尚书,而崔湜、陆象先曾担任吏部侍郎。
关于《姓族系录》一书,一般认为实际是由柳冲完成,如《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①《姓族系录》二百卷”云云,另外《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与《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都曾著录《姓族系录》,而作者单为柳冲。
与前两次修撰不同,这次参与者时任皆非吏部尚书或侍郎,但占一半的人数都曾担任吏部正副长官,这从侧面说明,尽管由于庶族地主地位的上升,科举等选拔人才的大众化,吏部选人开始更多的兼顾庶族地主的利益,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但就朝廷而言,仍试图保持原有政策的持续性,故而尽管谱学专家提出修撰族姓档案书籍,朝廷仍委派熟知吏部工作的官员兼修,这反应了时代的变化,对于族姓档案书籍的编撰朝廷虽重视,但似乎并不作为官方选官的依据。
这次编修也是唐代官修族姓档案书籍的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