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兵瑞恩》与美国必胜信念Ξ文/〔美国〕阿尔伯特・奥斯特译/吉晓倩 战争如今已经消逝在过去的岁月,你可以言书本所未言了。

———威廉・T.谢尔曼将军(1880年)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突出的文化主题,即对经历过大萧条并且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做出了英勇牺牲的一代的颂扬。

对他们的这种崇奉体现在畅销书中。

比如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写了《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 eneration )和《最伟大的一代在发言》(The Greatest G eneration Speaks );詹姆斯・布雷德利在《我们父辈的旗帜》(Flag of Our Fathers )中讲述了他父亲约翰・布雷德利的故事,约翰・布雷德利是把美国海军旗帜插上硫磺岛的几个著名士兵之一,还有史学家斯蒂文・埃姆布罗斯关于二战历史的系列著作《D 日①》(D 2Day )、《公民士兵》(Citizen Soldiers )、《兄弟帮》(Band of Brothers )和《胜利者》(The Victors )。

这种崇奉还体现在一项有争议的决定上,即花费一亿美元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草地广场上建一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以此向40万死于这场战争中的男人和女人以及1600万服役者表达敬意。

这种颂扬是对历史修正派观点的全面反拨。

自20世纪80年代起,直至90年代末,没有一场战争,甚至是二战,能够逃脱历史修正派成员的批评。

他们,比如由文学批评家转为战争回忆录作者的保罗・福赛尔(《战时岁月》[Wartime ]的作者)和塞缪尔・海恩斯(《一个士兵的故事》[A Soldier πs Tale ]的作者),强调了战争的荒谬与残暴。

这些二战修正论者无疑受到了美国介入越战并失败的影响,并且认为有必要击败二战是“好的战争”的正统观念。

对于大萧条和二战一代的迷醉恰好与90年代一系列划时代的事件———美Ξ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北部发起进攻的日子(即1944年6月6日)。

———译者译自美国《大众电影与电视》杂志,2002年夏季号。

作者系福德姆大学传播学与媒体研究系副教授,近作有《1945年以来的美国电影与社会》。

———编者国以冷战反对苏联的胜利,海湾战争中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胜利,以及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同时发生。

值得讽刺的是,尽管这些胜利巩固了美国作为现存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却没有一个如其他战争或外交成功那样获得过标志性的胜利结局,比如对于欧洲胜利日或抗日战争胜利日那样的庆祝。

实际上,在苏联这个昔日的帝国解体的过程中,西方政界高层有意识地尽力避免去揭俄罗斯人的伤疤。

海湾战争和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也同样以反高潮的方式结束,因为那里的问题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解决,在伊拉克还是萨达姆・侯赛因执政,巴尔干人也还在为持久的和平而努力。

由于这些胜利,美国军方洗掉了越南战争的羞耻,电影中也可以出现对于美国军人的较为正面的展示了。

但是在影片中决不允许有任何美国必胜的感觉出现。

例如,在寥寥几部描述海湾战争的影片中,有一部是大卫・拉塞尔的《三个国王》(Three K ings,1999),在片中,开小差的美国兵去偷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偷来的金条。

不过在抛掉自己的贪欲之后,美国兵帮助一群陷入重围的什叶派教徒从伊拉克逃到了伊朗,这使得美国军队数十年来第一次在电影中披上了“好人”的外衣。

但是,即使给了军方道德上的胜利,《三个国王》也没有真正提供在海湾战争中必胜的感觉。

确实,战胜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肯塔基州的伊拉克,或者像塞尔维亚那样在反对美国轰炸的抗议集会中穿着耐克跑鞋,炫耀自己的“感恩死者”①圆领衫的民族似乎没有多少荣耀可言。

最终,好莱坞,如在越战中用《陆军野战医院》(1970)和《放荡的一伙》(又译《一帮无法无天的人》,The Wild Bunch,1968)来进行影射一样,要为美国在冷战中及随后的一系列胜利寻找一个替身。

可能对这一需求最明确的体现就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1998)的发行以及在票房和奥斯卡奖上的双重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斯皮尔伯格是执导一部二战史诗片和世纪末美国必胜信念的标志性影片的完美人选。

在《拯救大兵瑞恩》之前他没有制作过描述二战战斗场面的影片,事实上,这或多或少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战争在他的许多影片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

甚至早在《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πs List,1993)之前,纳粹就在《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和《圣战奇兵》(又译《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十字军》,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1989)中作为坏蛋出现了,在《圣战奇兵》中甚至还让希特勒露了一面。

《永远》(Always,1989)是斯皮尔伯格对1943年的战争情节剧《名叫乔的人》(A Guy Named Joe)的翻拍,片中有很多个人色彩。

《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1987)讲述了二战期间的日本①The Grateful Dead:美国迷幻摇滚乐队。

———译者集中营。

斯皮尔伯格在滑稽胡闹剧领域唯一而且徒劳的尝试———《1941年》(1979)———讲的是偷袭珍珠港的后果。

而少年斯皮尔伯格的第一部影片是二战片《走投无路》(Escape to Nowhere,1960)的8毫米胶片版。

更重要的是如下的事实:斯皮尔伯格曾执导过历史上最卖座的影片中的6部,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娱乐人士,但他为自己这一浮华的名誉加上了庄严的光环,光环来自他那深受好评并且获得多项大奖的描写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

尽管斯皮尔伯格依旧制作观众喜闻乐见的卖座片,比如《侏罗纪公园》,但他的作品却越来越多地试图见证重大的事件以及永恒的主题,比如《友谊号》(又译《阿米斯塔德号》,Amistad,1997)中的美国种族主义和《拯救大兵瑞恩》中的二战。

《拯救大兵瑞恩》在《拯救大兵瑞恩》开始的画格中,斯皮尔伯格显出了娱乐片大师和严肃艺术家的双重特质。

他用充满整个银幕的美国国旗的形象,约翰・威廉姆斯的哀伤的音乐,一位美国老人及其家人走过令人肃然起敬的诺曼底阵亡者公墓的场景,奠定了严峻的基调。

粗粗几笔,斯皮尔伯格就触及了集体记忆,激起了哀悼感和爱国情。

斯皮尔伯格在影片前25分钟对于战争恐怖的具有戈雅①风格的展示,①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作品有铜版组画《狂想曲》,版画集《战争的灾难》等。

———译者就是依靠集体记忆而不是我们在公墓中看到的老兵的实际思维与经验完成的。

军事史家约翰・基冈称这些场面为“电影中最恐怖也最真实的”(古索,B11)。

有些评论家争论说,斯皮尔伯格把战争描绘为血淋淋的屠宰场的做法是受了数十年来被越战所激发的反战影片的影响。

但与其说这些场面是反战的,不如说它们是反对死亡的,后者要更符合事实。

有一个场面是,一个步兵吃惊地发现头盔救了自己一命,但紧接着,一颗子弹就穿过了他的脑袋,打死了他。

另一个场面是米勒上尉(汤姆・汉克斯饰)把一个士兵拖上岸,却发现这个士兵的下半身已经被炸飞了。

在这些场面中,斯皮尔伯格展示了战争中死亡那种谋杀般的、随意性的本质。

尽管紧贴地面掠过的镜头、逐渐消失的色彩、溅满了水珠与鲜血的摄影机镜头,以及美国士兵尖叫或者搜寻断肢的地狱般的景象新颖独特,这些场景依然有赖于那些粗颗粒的老战地照片和新闻片所激发的灵感,这些照片和新闻片自战争结束后已经成了诺曼底登陆的神圣象征。

那些在登陆第一天冲上奥马哈海滩的人对于恐怖、痛楚和牺牲的集体记忆为《拯救大兵瑞恩》定了调子,从一开始就为它打上了英雄主义和美国在二战中必胜的印记。

它提醒我们,正如罗纳德・里根在纪念诺曼底登陆40周年时引用的奥马尔・布雷德利①将军的话,“那天每一个踏上奥马哈海滩的人都是英雄”(坎农,第484页)。

不过,斯皮尔伯格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英雄主义上。

在影片开头无与伦比的现实主义段落之后仅仅几分钟,场面就转向了对爱国主义的升华。

首先,我们得到消息,瑞恩兄弟中有三人于当日阵亡(两个在奥马哈海滩,另一个在新几内亚),第四个在登陆当天被空投到法国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所有这些都通过国防部秘书们兢兢业业地用打字机打出官方阵亡通知书的严肃场景表现出来。

下面的场景转化为瑞恩兄弟的母亲在听到儿子们的命运后瘫倒在地的悲剧景象。

该场景信手拈来了美国的文化资料,其形象设计取自格兰特・伍德②和安德鲁・韦思③的作品。

随之是在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赫尔沃・普莱斯奈尔饰)的办公室里举行的作战室会议。

军官们被召集起来,是为了讨论这一事件可能会造成的潜在的公关灾难。

该事件是海军萨利文兄弟的悲剧在陆军中的重演,在那一悲剧中,萨利文兄弟五个同乘一艘军舰,在他们的舰艇沉没后全部丧①②③安德鲁・韦思(1917—　),美国画家。

以对宾夕法尼亚州和缅因州人们和乡村景色的描绘而闻名。

———译者格兰特・伍德(1891—1942),美国画家。

关心传统题材,提倡美国本土艺术风格。

———译者奥马尔・布雷德利(1893—1981),美军将领,在二战中多次挫败轴心国军队,曾于1944年6月参加诺曼底登陆,在欧洲作战直至欧战结束。

著有回忆录《一个士兵的故事》(1951)。

———译者生。

不过,当马歇尔将军读了林肯总统在美国内战中写给莉迪亚・毕克斯比夫人的信之后,军事上的必要性与战场人道主义之间的争论出现了爱国主义的转折。

在信中,总统安慰了五个儿子均阵亡的毕克斯比夫人。

搬出林肯的话使影片脱离了单纯的现实主义领域,使它沐浴着与林肯有关的、崇高的国家主义光辉。

正如埃德蒙德・威尔逊在《爱国者的血》(Patriotic G ore)中所指出的,“他(林肯)确实具有英雄色彩,在信中他似乎最终……如正义事业的先知般卓然屹立”(威尔逊,第115页)。

与毕克斯比信件的联系为即将到来的寻找幸存的瑞恩兄弟并带他回家的任务注入了几乎是纯精神的成分(林肯传记作者卡尔・桑德伯格认为这封信是“美国《圣经》的一页”[皮特森,第224页],而且由于始终没有发现原件,它变成了美国内战回忆录中某种接近于“圣杯”的东西[皮特森,第246页])。

这也是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反讽意味的联系,因为后来发现毕克斯比夫人只有两个儿子,而不是五个,历史学家对于林肯是否真写了这封信而长期争论不休(唐纳德,第680页)。

毕克斯比信件的真伪姑且不论,它在《拯救大兵瑞恩》里的出现代表了片中胜利的第一小部分———美国精神的胜利。

我们看到,我们的领导者,从林肯直到马歇尔,不管战争给予了他们怎样的历史重担,他们依旧具有同情心,愿意去安慰战争的受害者,并有能力来公正行事。

马歇尔将军决定找到列兵瑞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