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获得了高速发展，并表现出新的形态特征。

今天的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也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质性判断。

在“丰裕社会”、“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后福特主义社会”等标签化的概念背后，实质上反映出不同理论家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时的方法论差异。

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入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进行定位，便成为与会中外学者探讨的焦点。

在讨论中，学者们不仅频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理论资源，也寻求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代表性观点中汲取养分。

中央编译局林德山研究员指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状态，表现出社会财富的集中趋势；除国家外，包括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正在社会关系的调节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不言而喻，阶级结构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呈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形态在现象层面上已经彻底不同于马克思直接关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

由此西方产生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的理论思潮。

这样一来，如何看待“后现代”就成了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一个理论枢纽。

与会中方学者非常希望了解英国学者在“后现代”问题上的观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丁•麦克伊弗博士明确反对所谓“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指认，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发生本质的改变。

他宣读的《马克思的现代主义——一个辩护提纲》一文在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的哲学思考。

麦克伊弗博士主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中深深包含了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对“现代主义”更加全面的思考。

基于此，麦克伊弗博士更倾向于用“全球化资本主义”指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从“全球化”角度出发来定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内在地延伸出以下两个层面的理论问题：第一，既然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现代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并未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界限，那么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生产”或“劳动”概念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适用性？第二，一旦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强调的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维度，而是其空间维度，即资本逻辑在全球空间内的布展，那么空间问题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关联是学者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英国肯特大学肖恩•塞耶斯教授提交的论文《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在元哲学层面上强调了马克思劳动概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义。

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非与工业生产简单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哲学基础上指向一种最终的劳动形式，使得现代工业的普遍形式得以实现。

塞耶斯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关于“后工业形式的劳动取代工业劳动”的观点，并认为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生态政治”等概念令人迷惑而无用。

塞耶斯认为，要了解现代世界中劳动的本质，离不开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的适当理解和恰当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也将继续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提供合适的基础。

众所周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雇佣劳动的分析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马克思的雇佣劳动理论呢？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雇佣劳动的嬗变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指出，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里塔的理解具有典型意义。

唐正东教授认为，面对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阿格里塔对雇佣劳动的理解混淆了“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未能向马克思那样从货币关系深入到生产关系中去，以致进一步“偏离”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

这一事实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形态，货币关系在经验层面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生产入手的分析不仅需要坚持一般性的理论基础，更需要在具体的理论分析中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质。

杰索普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维度是时间和空间，《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本身就包含了这两个不同的角度。

杰索普教授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作为空间理论家的葛兰西》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遗产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及其对左派策略的批判中得到了宝贵的继承和发展。

杰索普教授对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空间化范畴的分析，等于把传统上被认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葛兰西当作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先驱。

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空间维度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杰索普教授的发言还提到，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时间的空间”，也不是“时间和空间”，而就是“空间一时间”本身。

因此，以全球化资本主义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不仅符合客观的现实状况，更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

从资本或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界定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到了大部分与会学者的赞同。

河南大学吕世荣教授对此进行了肯定，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特征——雇佣劳动和资本统治、物役经济和拜物教——在更普遍层面上的表现和拓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导出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更显示出理论和现实的说服力。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韦定广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资本在占有运行方面日益具有充分的全球性和自由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罗文东研究员则认为，西方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通过理论、政策和体制的调整，从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部分质变，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性及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命运。

三、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当代资本主义当代国外左派激进思潮的最新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理论得失，也是与会学者较为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

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资本全球化进程，也在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诸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就必须对这些影响做出理论回应。

西方左派激进思潮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为我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马克•内奥克雷斯教授向大会提交并宣读了题为《紧急状态、资本主义和法治》的论文，在研讨会最后一天掀起了一次交流、讨论的高潮。

内奥克雷斯教授针对“9•11”事件之后西方学界流行的“我们进入了紧急状态”的理论喧嚣，提出了“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紧急状态”的相反观点。

如本雅明所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紧急状态“不是特例，而是规则”；意大利左派政治学家乔治•阿甘本认为，纳粹集中营就是紧急状态成为规则的一种特殊空间，是正常司法状态之外的飞地；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为国际政治中的持久紧急状态（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奠定了规则。

奈奥克雷斯教授同意这些左派立场，但特别强调紧急状态并不是法律状态之外，而是内嵌于资本主义法治之中。

面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能够轻易地转化为紧急状态。

通过历史上的大量案例，内奥克雷斯教授分析了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条件下紧急状态永恒化、合法化的实质。

他的结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永恒化紧急状态，不是要求回到合法性的“正常状态”，而是要“实现真正的紧急状态”——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

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统治权力的“正常化”状态。

内奥克雷斯教授强调反资产阶级法治化的暴力，引起了张一兵教授等人的质疑：如果是这样，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与恐怖主义还有什么区别？对此，内奥克雷斯教授回答得很干脆：“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恐怖主义；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则不然。

”内奥克雷斯教授要求“无产阶级不要放弃暴力革命”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

这个观点实际上深深触及了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合法性问题。

就该问题，中山大学王晓升教授指出：为了解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民主法治国家的构想，其实质是为了改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而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潜力的耗尽。

因此哈贝马斯以系统进入生活世界来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根源的时候，就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

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批判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论嬗变，对其进一步的理解离不开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对此，东南大学陈爱华教授从伦理学的视角进行了透视。

她认为，反思与批判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与社会伦理关系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研究活动之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对单向度思维和事实中立说的学理性批判，对科学与社会伦理关系的批判，对社会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冰山一角。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从文化和历史哲学角度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他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己经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并主要展开为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研究与批判活动。

“泛文化化”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特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主线仍是这样一种路向。

在此基础上，邹诗鹏教授提出必须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坚持并发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有效历史批判。

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从解放的视角梳理了从马克思到哈特和奈格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理论建构。

汪行福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带有革命意图的批判性社会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等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建基于解放的立场之上。

在后福特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立场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大众》等两部代表作中得到了坚持。

经过两天热烈的讨论，学者们既达成了一定的理论共识，同时又不乏热烈甚至是激烈的交锋。

周宏教授和杰索普教授在大会总结致词中谈到，本次会议是中英两国学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的第一次交流，但由于时间所限，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许多讨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

杰索普教授代表与会英方学者表示希望这一研究和交流能够继续下去，并提出了几个可供进一步研究的主题：（1）马克思与韦伯、熊彼特、卡尔•波兰尼等其他学者对资本主义研究的不同特点；（2）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及其同社会运动的关系；（3）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期和发达的世界市场中的资本主义不同形式研究；（4）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问题以及超级大国应该怎样联合起来以应对面向人类新出现的种种危机；（5）话语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意义及其同意识形态批判的关系；（6）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和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特别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