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Opening Administration to the Public政务公开得益于2001年11月16日生效的政府最近实施的邀请市民旁听政府会议的行政事务公开改革措施,安徽省蚌埠市的市民现在有机会参加市政府会议。

每次行政事务会议邀请10名市民参加。

邀请参加重要会议的人数是可以变化的。

这些旁听者可以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要员、工商联代表及其他。

他们要至少18岁，并且愿意参加会议。

旁听者可以通过政府部门以书面形式发表他们的意见。

Increasing Transparency增加透明度在部分城市和农村的基础上，今年的上半年，广东省已要求村及村以上的政府行政事务都要公开。

所有有关法律、规章和公民必须遵循的政府决定，只要不涉及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机密，都要向公众公开。

具体内容如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工作目标和它们的完成情况；重大决策和政策的主动过程；财政预算和执行情况；专用基金的分配和重要物资的购买；主要基本建设计划和它们的招投标；政府投资的公共福利项目；政府审批的项目及完成情况；政府向公众承事项的完成情况；有关公民、法人、组织权益的法律实施；重大事件的处理；官员的选拔任用，公务员的录用，先进工作者的评价，员工调动的原则改革及公众关心的其他问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官员的职责；工作内容、条件、流程和时间以及工作效果；工作原则，承担义务、对违反应承担义务的起诉方法及调查结果；除了向社会公开行政事务，广东省已经要求各政府部门公开机关内部结构，工作运转方式和管理情况，特别是官员的自律情况；部门的收入和经费开支情况，工作人员的收入分配和他们的福利待遇，以及其它事项。

了解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公民基本权力之一，政务公开是政府的应尽的职责。

公开行政信息是已经是政府管理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同时，政务公开也是WTO的一项主要原则，被列在WTO的大部分文件中。

在中国加入WTO后，被要求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落后于它的经济增长。

政务公开作为一项新举措仍需要改进。

专家希望政府将其放在更重要位置，通过设置处理相关事务的专门部门，对政务公开进行立法。

Red-Title Document Open to the Public对公众公开红头文件在去年底，位于遵义路上的北京市政府，每周一到周五在其西大门入口处放置接待桌以接受市民来征订《北京市政府公告》。

早在2002年政府公告向公众公开后，编辑部的电话就一直响着。

许多电话来自广东、浙江、黑龙江和香港特区，来咨询征订程序。

包括政府规章、行政命令和决定的公文过去常称为红头文件，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神秘的，因为它过去只发到局级以上干部。

魏贵勤，北京惠元律师事务所所长，是第一批来征订公告的。

他说：“公告的公开发行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

”许多别的省市也已经向公众公布了公告，如河南、陕西，城市如广州、武汉、青岛和银川。

政府公告与其它官方文件功能上是一样的。

上海是第一个向公众公布了公告的城市。

自去年初，公告不仅通过市政府正常渠道发送到主要公共机构和企业，还发送到经挑选产生的100个报刊亭、50个邮政亭、50个新华书店，在那里市民可以免费取得公告。

公告已经引起许多公民的注意，其中大部分是律师和会计。

“Supermarket"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政务超市五年前，黄松基，南京一名下岗女工，投资5 万元办了一个育儿园。

然而，她很快被勒令关门，因为她没有履行相关手续。

她在政务超市寻求帮助，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很快办理了所有手续。

什么是政务超市？它的效果如何？第一个政务超市是2000年10月16日在南京下关区热河南路的小石居委会建立的。

政府在一个大厅设置办公场所以解决多种行政事务，包括种有关民政事务、劳动就业、市政建设、经济、投诉的处理和法律实施。

它的确具有超市的开放、效率和多样化选择的特质，因此被称为政务超市。

一年后另五个居民区的政务超市随之成立。

政务超市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服务委托人的负责任的系统。

另外，监督和反馈程序已经被采用。

这个能够使公众了解政府行政事务的系统，归功于政府的政务公开。

孙伟，一名“政务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在过去政策是被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现在是挂在墙上，清楚地标明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针对政务超市工作人员的投诉电话是向公众公开的。

工作人员有三次被客户投诉的机会，处罚包括第一次批评，第二次扣奖金，第三次解雇。

自从地方行政权力转到“超市”，服务项目比过去居委会提供的范围更大了，如对贫困户和突发自然灾害的小额贷款的审批，受理低保补助申请，小酒店许可证的核发，报刊摊位的出租和失业登记。

除了这些服务，“超市”还提供一个服务间，一个咨询室和意见箱，一部回答问题的热线电话。

另外，政府领导定期到“超市”同公众面对面交流。

许多市民对“超市”表示满意。

“它很快解决问题，缩短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对五个“超市”的调查表明群众对这些措施是满意的”许学琴，一名居委会宣传部门负责人说。

南京这种行政服务“超市”已经在整个国家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在沈阳、上海和福州都建了类似的超市。

上海的“超市”，作为居民事务的中心，现在整个城市有80个分支，提供50项服务。

一名国内事务的政府官员说在未来三年，每一个社区和集镇都要建类似的“超市”以形成覆盖整个地区的网络。

媒体报道，有关部门已经计划在全国建设多功能、多层次的服务体系，以提供人事事务、居民登记、婚姻注册、企业登记交税、许可证的分配和土地使用权的审批。

服务中心和有关的分支机构将被建在人口密集的社区。

同时，标准的服务网络和统一的制度也将建立，相关工作都将在为将在为顾客的目标下进行。

“E-Government”电子政府将政府的行政事务在互联网上公布越来越成为世界上政府向公众公开事务的一种倾向。

研究表明，提供在互联网的政府工作是被有效利用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实践将提高政府的透明度，降低行政费用，提高工作效率并更利于数字政府和诚信政府的建设。

中国在发展在线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自80年代中期中国首先提出办公自动化到1998年开始发展电子政府项目，它已经促进政府部门的网上交流，日常办公事务的处理和提供其他帮助。

近年来，中国加快电子政府的发展。

首先，工商部门，海关税务和公共安全部门已经率先加快电子政府的发展和设备配置步伐。

其次，许多具有越来越多内容和高级功能的政府网站已经出现。

最近的调查表明整个国家有2200个政府网站，已经在促进信息工业建设方面承担了主要角色。

“中国上海”，一个英汉双语网站，在2001年9月28日建成。

它为市民提供政府信息传播服务平台。

“中国上海”致力于电子政府的创建。

它的主页标有今日大事，提供主要活动和事件的信息，多种热点讨论话题的报道。

页面包括政府公告，政府公文、规章和其它已公布的信息。

法律规章的页面介绍了多种规章制度，网站的首页提供了城市最新发展趋势，投资页面提供投资环境信息和各种投资政策，说明城市建设规划、浦东新区的发展、开发区的发展和投资项目。

另一方面，服务页面提供诸如天气、交通、保健、教育和旅游等更贴近百姓生活的内容。

这一页也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救助。

商务导航页面提供有法定资格协会有用信息，如地址、联系方式、具体事务处理的程序、诉讼的渠道。

最后，在线事务处理使用户能够咨询具体事务，在线下载表格和申请。

到今年底，“中国上海”也将增加联网的附属站点以更好实现政府网络工作。

另外，上海计划在下一个五年建立一个在中国处于一流、达到世界水平的大型门户网站。

至第十个五年计划期末，所有的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政府部门都要实现网上工作。

Open Urban Planning公开城市建设规划过去两年间，北京，上海和天津已经公布了他们的城市建设规划，这和以前的关门工作是个改变。

项目申报审批的程序和时间、规章制度、项目相关的技术流程标准现在都公开，更多是广大热心的市民。

去年10月，北京举行了城市整体建设规划展览会。

在节假日和周日，平方米的展览厅每天接待1500名来访者。

“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市民对城市建设规划感兴趣。

”邱越，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

许多来访者写了厚厚的建议，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如在北部建设另一个世界贸易中心，及时将城市建设项目通知市民。

随后，展览会的组织者整理了这些建议，将它们提供给了决策部门。

“将北京城市建设规划向公众展示表明了政府在促进行政事务开放的决心，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进步”以名来访者说。

周畅，中国建筑协会秘书长同意这种观点。

他说“城市规划的公开程序会使极大促进规划工作，因为决策要经过专家的审核、市民的建议和舆论的监督”单启祥，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说在任何重要城市建设计划做出之前所有专家和群众的意见都将会被集中起来。

第二章为什么要进行公共管理改革？公共管理改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并非目的本身。

更准确说，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潜在地达到多种目的的手段。

这些目的包括：在公共支出中形成节余（经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使政府的运作更加有效，增加被选用的和实施的政策变得有效的机会。

为了实现这些重要的目标，公共管理改革还可能为一系列中间目标提供服务，包括强化政治家对官员的控制和把公务员从官僚主义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限制阻碍了他们进行管理的机会；增强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对立法部门和公民的责任性。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提到公共管理改革的象征性的和合法性的好处。

这些好处对于政治家而言，至少可被人们认为他们正在有所作为。

比如宣布进行改革，批评官僚主义，表扬新的管理技术，许诺在未来改进服务，重组部门和办事机构——所有这些内容都能把有利的注意力吸引到主张这些事情的政治家身上。

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发现，在如今，由于地方、国家和国际限制等复杂的相互作用，单个政府独立行动的权力而日益受到质疑，政府的部长们通常所能做的事情——以充满活力的面貌出现仅需极小的直接代价——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统治机器内部宣布改革。

这对那些在提出和执行这样的倡议时几乎总要扮演重要角色的高级官员也有合法性的好处。

他们可能会因为参与“现代化”和“提高效率”的工作而获得尊重。

如果管理改革真会产生更廉洁、更有效并具有更高服务质量和更有效规划的政府，如果它同时还会强化政治控制，把管理者解放出来，让他们进行管理，使政府更透明，并且能提升最积极参与的部长和官员们的形象，那么它被广泛鼓吹也就不足为奇。

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众多证据表明，管理改革会走入歧途。

它们可能无法产生所谓的好处。

它们甚至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而使相关的行政过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变得比以前更糟。

比如，某个地方机关一项为老人和残废人提供“家庭帮助”（家庭照顾）的计划按照准市场的原则进行了重新修改，将购买服务的当局和提供服务的成员分离开来，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一项典型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