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dence)去激活。

正面数据指我们实际接触到的话语 或语言素材，是儿童语言得以发展的基本输入。

成人给儿童明确指出语言错误，即负面数据 (negative evidence)，要么极少出现，要么无助于儿童习得语言。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普遍语法对二语习得是否还起作用。

研究者 通常从参数设定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由于一语和二语的参数值往往不一样，加上母语的 参数值已经设定，学习二语时需要重新设定参数。

运用参数设定的模式去研究二语习得，经 得起检验的发现不多，争议倒是不少。

我们来看几项这样的研究。

如上所述，普遍语法靠正面数据去激活，如果它对二语习得还发生作用的话，那么，设定 二语参数值就得依赖正面数据。

为了证明这个推理，研究者们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现举两个 有关利用正面数据习得第二语言的实验。

Trahey和White调查二语课堂上所提供的大量正面 输入是否导致参数的重新设定[1]。

受试者是本族语为法语的英语学习者。

在法语里，副 词可置于动词及其宾语之间，即可用SVAO语序。

例如，法语的语序可以是Mary takes usual ly the metro，而正确的英语句子是Mary usually takes the metro。

实验者发现：经过两 个星期的课堂训练之后，尽管受试者正确使用英语语序的情况显著增加，但英语句子出现SV AO错误语序的情况却未见减少。

第二个实验来自White的一项有关反身代词约束的二语习得研究[2]。

实验受试者包括11 名本族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

在日语里，对应于英语句子(1)中反身代词herself的日语代 词跟英语相同，仅指主语Mary。

在句(2)中，英语反身代词限指宾语从句中的Susan。

日语反 身代词却可超越宾语从句的范围，既可指Mary也可指Susan。

在句(3)中，英语的反身代词可 指nurse或patient，但日语只能指nurse。

实验者试图通过教学训练，了解本族语为日语的 受试者是否把英语反身代词的理解限制在宾语从句内。

经过4周的教学训练，给受试者提供 正面数据，结果发现：训练无助于改善对反身代词约束范围的理解。

(1)Mar y[,i] blamed hersel f[,i].(2)*Mar y[,i] thought that Susan blamed hersel f[,i].(3)The nurse asked the patien f[,i] about herself[,i].White的研究表明：正面数据不足以帮助二语习得者克服母语迁移造成的语误。

既然如此，White认为有必要通过负面数据去纠正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

她更早做的一些实验，发现基 本相同[3]。

Schwarts和Gubala-Ryzak坚持认为，从长期效果来看，负面数据无助于二语习 得[4]。

White的实验未显示正面数据的作用，那是因为实验的时间还不够长。

不管作何解释 ，实验结果说明：母语的影响十分顽固，不易清除；正面数据虽有助于习得二语结构，但要 消除母语的影响却非常困难。

换言之，正面数据虽可帮助儿童激活参数的设定，但对二语参 数设定的作用却要大打折扣。

这至少说明二语习得跟母语习得在利用正面数据方面有所不同 。

再看参数设定模式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另一个应用实例。

根据普遍语法理论，同一参数往 往包含一系列相关的语言特征。

表面上看，这些特征似无联系，参数一经设定，其相关特征 均受影响[5]。

在参数设定的过程中，激活同一参数中的某一特征，其余特征也被激活。

换言之，学得一个，同时学会一串。

例如，代词省略参数(the pro-drop parameter)含数个 语言特征，其中包括主语代词的省略，陈述句中主语跟动词的倒装，还包括关系代词that的 语迹效应(that-trace effect)。

一种语言里要么全有这些特征，要么全无。

意大利语和西 班牙语属于代词省略语，而英语和法语则属于非代词省略语。

White和Lakshmanan曾先后做 过代词省略的二语习得实验，发现学习者并未将上述三个语言特征视为同一参数的相关特征 [6][7]。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学习者的普遍语法不中用了，而是因为对 参数本身的真正特征尚未搞清楚。

Gass不这样看。

针对White等人的一系列实验结果并根据 自己的实验发现[8]，她明确提出：学习者只能看到某些结构相同的地方，有些相同之处是 看不到的，是结构的表面相同之处使学习者把它们联系起来，学习者无法利用深层和抽象的 东西[9]。

如果Gass的观点正确，这意味着，学习第二语言，人们更多地依赖于语言的表层形式，依 赖于看得见的语言现象，并据此去抽绎具有一定概括性的型式(patterns)。

二语中难学的部 分是那些看不见、一语和二语在深层次上差别大的地方。

即接触到的就学得到，接触不到的 就难学到，甚至学不到，学习者借助表层结构去建立语言点之间的联系。

如果这是学习二语 的基本方式，那么，二语习得跟一语习得就不大可能是相同的，普遍语法对二语习得的作用 就得打个问号。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连接论又是如何解释二语习得的。

二、连接论与二语习得连接论，又称平行分布处理(PDP)模式，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该 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天生具有寻求和建立事物之间联系的倾向，我们可以借助电脑，模拟大 脑神经网络，建立模型，解释人的行为。

连接论在计算机上实现的模型由形似神经元的信息 加工单位组成，信息节点将其联结起来，形成网络结构，节点之间的联系因被激活而加强， 或因不被激活而弱化。

在学习某种行为时，行为样本逐渐改变网络联系中的权重(weights) 。

权重的改变会在网络结构中蔓延传播。

已经学会的行为与网络联系中的某一权重分布型式 相对应，而与网络结构本身固有的形式无关。

学习的过程就是逐渐改变网络联系权重的过程 ，而不是建立抽象的规则。

模拟神经网的电脑工作程序是这样的：网络通常就某一任务接受样本训练或学习，依据反 复出现的输入和输出，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或网络中的权重分布型式。

已经建立起来的型式 可对新输入做出判断。

例如，Rumelhart和McClelland开创性地运用了PDP网络模型，输入一 个英语动词的原形(walk)，网络输出它的简单过去式(walked)[10]。

经过反复的匹配学习 ，网络可以记住这种匹配关系，当输入一个新动词时，能够可靠地生成动词的过去式。

网络 把每一次输入作为学习的经历储存起来，能跟后续的输入进行类比，影响后面的行为表现。

在这样的网络模式里，同一表征既储存学习经历又加工新输入[11]，网络加工过的每一次输 入都对现存的权重分布型式起到一定的修改作用，影响对后来输入的反应。

这意味着，只要 有输入，学习就不会间断。

运用连接论开展语言习得研究是近十来年的事。

近年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又给这方 面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据这一理论，语言学习者会注意到语言输入中反复出现的现象(regularities)，能够据此抽绎出概率型式(probabilistic patterns)，即具有一定概括性 的规律。

这些概率型式因反复被激活而逐步得到强化，语言习得因此而发生。

用于解释语言 习得过程，连接论强调一般的学习原则，认为学语言跟学其他技能没有什么区别，勿需专门 的语言学习能力。

（注：这点跟普遍语法模式的语言习得观相悖。

）连接论试图说明语言知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更注重解释语言知识是 如何被习得和使用的。

它不强调规则的学习，那些看似受规则支配的行为未必是规则在起作 用[12]。

所谓的语言规则实则以概率的形式存在。

学习规则就是学习概括性大小不一的概率 型式。

人类大脑能够利用从多个渠道获取的概率信息（包括语用等知识）迅速综合并推理出正 确的解释[13]。

由于学习的过程始于数据的驱动，所形成的概率型式是学习过程的自 然结果，不是先前确定或内在的。

根据连接论的学习观，先前的学习经历对后续的输入产生影响，二语习得过程可以这样看 ：在习得二语之前，学习者的头脑中已经存在着母语，有其固定的概率型式；母语使用的时 间越久，其概率型式被激活的机会越多，被强化的程度就越高。

学习外语，碰到跟母语相似 的成分，容易激活已经顽固存在的母语型式，导致迁移；若迁移的型式不同，会阻碍第二语 言的正确使用，造成学习困难，影响学习速度。

（注：在两种语言完全相同的地方，母语迁移对学外语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有研究表明：两种 语言相同的地方多可使二语学习变得容易[14]。

）具体说来，学习者所接触的二语中有但 母语中不存在的语言成分，若在输入中反复出现，二语学习者便容易掌握，若在输入中出现 的概率小就难于掌握，若在输入中不出现就不可能掌握；对二语中无、但母语中存在的语言 成分，若出现干扰，不予纠正便难以消除。

总之，母语的影响是二语习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支持上述观点的例子不胜枚数。

前面引述过White等人围绕普遍语法开展的实验，表明母语 的影响十分顽固，间接地支持了连接论的二语习得观。

Gass关于二语学习者利用表层结构建 立联系的结论也跟上述观点基本吻合。

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初学外语时母语系统建立得越 牢固，它对外语使用的干扰性就越强，从而需要占用更多的大脑加工资源去压抑干扰[15] 。

这里再举一个中国学生学英语的实验。

tough词类结构(Tough-construction)是我国英语 学习者的难点。

Chen为此开展了一项实验[16]。

受试者是三组英语水平不同的英语本科学生 ，其中包括一组高年级学生。

受汉语的影响，受试者明显判断(4)和(5)为正确的句子。

三组 受试者的判断分值无显著意义的区别。

这意味着高年级英语专业学生虽然多学了几年英语， 但并未掌握tough结构，他们跟低年级的学生一样，只注意到两类结构的表面相似之处（均为 “主语＋系动词＋形容词＋动词”），无法掌握深层次上的差异，因而难以辨别(4)或(5)跟( 6)的区别，出现汉语式的英语（注：英语可以说He is easy to please，形容词easy后面跟及物动词。

）。

母语的顽固影响，可见一斑。

(4)*He is easy to get angry.(5)*Wooden houses are easy to catch fire.(6)He is likely to come.如果我们认定一语习得有别于二语习得，前者靠普遍语法，后者靠解决问题的认知能力[ 17]，那么，运用连接论研究二语习得，潜力巨大。

近年出现的有关实验便是很好的说明。

Sokolik和Smith运用连接网络模式，用电脑模拟二语学习者习得法语阴性和阳性名词的过程 ，取得成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