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少数民族新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是一项长期而又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也日益得到重视和加强。

但是少数民族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的现状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和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新农村法治建设；少数民族；对策；民族习惯法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86-02自2006年云南全面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至今。

通过10多年的努力，保山市少数民族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如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1100元增加到2010年的2225元；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但少数民族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的现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严重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和目标的实现。

一、保山市少数民族的分布和社会发展特点保山市是一个汉族和彝族、白族、傣族、回族、苗族、傈僳族等36种少数民族杂散居住的多民族边疆地区。

2010年底，全市少数民族人口26、2万人，占总人口的10.37%。

保山市少数民族的分布和社会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一）呈“大杂居、小聚居”状况分布。

保山市有3个10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即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总人口15813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4%。

主要分布在五县区的木老元、摆榔等8个乡镇的18个村委会，还有25200多人零星分布在更嘎、蒲川等9个乡镇的11个村。

其中：布朗族10396人，主要分布在施甸县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的木老元村、哈寨村和龙潭村，摆榔彝族布朗族乡的大中村，酒房乡垭口村，姚关乡陡坡村，昌宁县卡斯镇卡斯村和新谷村：阿昌族有4185人，主要分布在腾冲县新华乡的梅子坪村、新山村、中心村和龙陵县龙山镇的芒麦村：德昂族有1232人，主要分布在隆阳区潞江镇的芒颜村和石梯村。

（二）少数民族居住的自然环境恶劣。

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布在交通不便、环境艰苦的边远高寒山区。

如保山市隆阳区的潞江、芒宽两镇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怒江流域的亚热带低热河谷地带。

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多交通闭塞。

特别是彝、白、苗、傈僳等民族大部分分布在边远贫困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外界沟通联系较少，处于半封闭的状态。

（三）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人口综合素质相对较差。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四）产业结构单一，贫困人口比重大。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主要的经济来源依靠农业，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滞后，而农业又以种植业和粗放的养殖业为主，科技含量低，加工滞后，商品优势不明显，经济效益不高。

例如施甸摆榔彝族布朗族乡，总人口7303人，少数民族人口5103人，占总人口的70%，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彝族2778人，占总人口的32%，布朗族2307人,占总人口的32%，其它民族24人。

全乡耕地总面积7765亩，以粮、烟、蔗、果、畜为主导产业。

2010年末，乡级财政收入208万元，人均纯收入2356元。

二、保山市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法治建设存在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经济建设仍然十分落后,这导致了少数民族法治建设也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以下问题。

（一）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是物质、精神、政治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但是，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有的地方存在着只重视“村容整洁”：新道路、新房子；而对“乡风文明”：新观念、新秩序等制度精神建设重视不足，导致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建设流于形式。

（二）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法律制度不完善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基本民族政策转化为基本民族法律。

因其主要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并且保障自治权行使的配套法律法规也不是很完善，从而导致杂散居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缺乏保障和难以全面落实。

（三）缺乏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关系的调适机制当前，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通过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因此，如何调节处理好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关系是一个必须要解决而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三、解决保山市的民族地区新农村法治建设问题的对策措施（一）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做到“四位一体”协调建设1、进一步细化少数民族的法律、行政法保山市的少数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为特点，大多属于杂散居少数民族。

从国家民族立法层面上看，我国有关杂散居少数民族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

首先，完善国家的民族立法。

90年代制定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早就不能适应当前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应尽快修订上述两个条例。

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应尽快制定保障杂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将杂散居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权利纳入保障中。

同时，分别专门制定“民族乡法”和“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对杂散居少数民族的相关事务进行全面规定，对地方立法提供依据。

其次云南省、市各级人大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将杂散居少数民族的法律、行政法规进一步细化，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

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实际，就贯彻实施《民族乡工作条例》及本地《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拿出具体的意见或方案，形成规范性文件，由政府有关部门具体实施，这些规范性文件，是民族法规的重要补充，是民族法制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容。

2、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监督力度保山市和区、县人大常委会要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采取视察、检查、听汇报等多种形式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并认真做好个案监督，对严重违反民族法规的要“紧抓不放，一督到底”。

将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充分结合起来，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效果。

在依法监督上做好文章，推动民族法律法规在本地区的贯彻实施。

3、加强和落实民族法制宣传，增强民族法制意识根据以往民族法普及和宣传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应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青少年的民族法普及工作。

领导干部是执行民族法最重要的载体，他们对民族法的认识和了解程度，直接关系到民族法的执行效果。

少数民族散居化是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加强杂散居地区民族法普及宣传教育势在必行。

在青少年中进行民族法普及宣传教育是民族法宣传教育的基础性工程，从少年抓起，培养其民族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对民族法制建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4、积极完善司法工作机制一方面，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便利少数民族公民进行诉讼。

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资源严重不足。

最主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诉讼网点少，司法人员配备不足。

特别是案件持续上升的情况下，诉讼网点不足的问题日趋凸显，造成了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因此要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法治形势，重新合理规划和布局人民法庭和司法所，方便群众，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就地、就近诉讼，同时提高诉讼和调解纠纷的及时性，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另一方面，加大法律援助力度。

少数民族群众因自然条件的限制，社会进化程度低，经济和文化发展落后，公民的文化素质较低，诉讼意识差、参与诉讼的能力较低，突出存在打不起官司和不会打官司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应向他们提供全面、优质、有效的法律援助，要为那些符合法定条件的少数民族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要为自行诉讼有困难的其他当事人提供所需要的法律服务。

特别是要为那些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的少数民族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二）完善农村权利诉求机制新农村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和完善农村权利诉求机制。

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切实保障群众合法诉求。

法院要依法妥善审理好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人身损害、征地拆迁、教育医疗、劳动争议、社会保障等涉及民生的各类案件，保障人民权益，提升司法公信力；继续加强诉讼风险提示、判前释明和判后答疑工作，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提供帮助；对影响较大的离婚纠纷、赡养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等案件，就地审理，以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开展送法下乡活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和守法用法意识；进一步加大涉诉信访工作力度，以深厚的感情、极大的耐心、严谨的作风，努力解决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从源头消除隐患、解决问题。

逐步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矛盾纠纷，着力构建以基层调解组织为基础，法院指导、社会参与、多方联动的民事纠纷调解工作新格局。

（三）承认和尊重并利用好民族习惯法民族习惯法,是一种特定社会群体生活中的法或行动中的法,习惯法行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

例如昌宁柯街地区苗族村寨的“偷婚和反抢婚”习俗。

“偷婚”是指双方通过互相了解，准备结婚以前，双方都严守秘密，决定结婚时，如果女方估计自己的父母不同意，就不泄露风声，在夜晚跟随男方悄悄地一起到男方家里去，举行结婚仪式。

有的明知父母同意也采用这种方式，“反抢婚”是指采用偷婚的方式结婚后，如果女方父母不同意，就组织人到男方家将自己的姑娘抢回；在反抢婚问题上，虽然违反婚姻法。

但是，第一，虽然是抢回，但不一定使用暴力；第二，多数都是达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不受法律保护；第三，在昌宁法院，没听说过有为此事而起诉的。

女方父母基本上没有受到法律处罚的可能，实际上是民族习惯法真正起作用。

再如施甸布朗族形成的“有食共享”、“爱亦有度”、“寨规行方圆”等习俗规范，它们在处理村寨成员的纠纷以及一些违规行为时，习惯法往往能发挥很好的“法”的作用。

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习惯法，以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维持本民族内部秩序，促进民族地区的安定和发展。

然而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既有一致也有冲突之处,对民族习惯法我们应在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上予以慎重对待和处理。

尊重并利用好民族习惯法，必须理性认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对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及其存在的价值问题，并在立法、司法、执法等各个环节都要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

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相互补充才能充分维护社会的秩序,只依赖于任何一方都不可取。

如果国家对民族习惯法视而不见,政府走得太远,会形成专制,不会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衷心拥护。

如果仅由少数民族习惯法来调整,社会将缺少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与国家整体利益冲突,最终也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因此,在对待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的态度上,较为明智的做法是促进它们之间达成一种宽容、重叠和互动,而不应采取任何刚性的、用国家法去取代习惯法或用习惯法去取代国家法。

只有这样才能达致两者的共存共荣。

司法活动在法律之外，援引习惯，总是一件值得特别慎重对待的问题。

慎重对待包括多个方面，其中对习惯之“法的确信”，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