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国际评述
如何定量地把握现代化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尤其是如何在21世纪的国际大环境、大趋势和中国国情背景下，认识和衡量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是许多人士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各地区领导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一焦点问题的核心是构建现代化的衡量指标体系和标准。

一、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国际评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一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就如何衡量现代化不断地探索着。

在全球的工业化阶段，笼统地表达现代化，一般均应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作为测度该国的现代化程度。

这种测度标准和进一步定量分析，曾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描述，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1）1960年，在日本的箱根，召集了一次“国际现代化会议”。

会上广泛讨论了涉及国家现代化的有关问题，并且提及了全球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本意在于启示学者们在进行现代化的研究时，应当从经院式的研究方式跳出来，与当时世界发展的脉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应当说，此次国际性会议的世界影响是有限的，几乎淹没在其后汹涌而来的全球大发展的浪潮中，但是会议的主旨和其成果，还是应该加以必要的认证。

在这个箱根会议上，提出了8项标准，作为衡量和比较现代化进程中的水平和阶段。

这8项标准在其后的应用中，发现有不少的偏颇和不足，因此并未扩展开来。

作为指标本身，虽未获得认同（甚至遭到批评），而且被大家所扬弃，但是它们作为鼓励更多的后来者去定量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动态比较，应当加以必要的肯定。

这八项标准是：
1）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

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

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

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

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

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

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

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

（2） 1966年，研究现代化比较有成就的学者布莱克，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10项标准。

应当说，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在发展上的巨大进步，引发更
多学者去认识和关心这种发展势头，并企图用简单的量测去进行评估，此种追随时代前进所引发的涌动，说明了学术研究对社会和时代的关心。

布莱克标准虽然只有10项，但是由于这些标准失之精确、简洁和可操作性，因此只是作为文献被引用，未能成为度量现代化进程的有效工具。

作为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西里尔·E·布莱克教授用10项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流动水平的角度大体揭示“前现代化社会”向“高度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表征社会发展的差距。

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有关的现代化指标如表5.1所示。

（3） 20世纪60年代，坎特里尔在其著作《人类事务模式》一书中，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趋向程度进行定量研究。

为了测量社会发展的全等（趋同）程度，他利用11个“结构变量”所构成的复合指数，来测量14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按照这11个指标中每个指标来排列，将各个国家的位置转变为一个从1.0~0.00的表。

从中可以管窥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相对程度（表5.2）。

（4）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世界财富论坛上，由世界著名的财团和企业提出了衡量现代化水平的14项标准（1998）。

在这个标准中，已经注意到了网络经济，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而且也力图使用某些提升了的英克尔斯指标的新标准，去描述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所呈现的新特点。

比较而言，世界财富论坛所提出的标准，似乎要比传统工业化时代衡量现代化标准（如本书所介绍的前4类）有更加先进之处，但是这个系列的标准对进入21世纪的世界现代化，仍然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综合，而且最大的症结在于对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内涵缺乏逻辑归纳和理性判断，引发了应用该标准时产生不少误解和不清晰的结论。

目前，我们仍在对这一标准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希望从中能够吸取更多的营养，为未来的现代化进程设计出更加合理的判断依据。

此外，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即一方面要加速实现工业时代的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叠加上信息时代的现代化目标的要求。

这种特征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对衡量此种进程的指标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前人已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现代化度量的10项标准。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

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

4）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

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

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

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

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

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

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由于英克尔斯标准简明、可测、数据容易获得，度量比较直白，因此受到许多统计工作者的青睐，并且迅速地被加以引用，尤其在我国目前向现代化迈进的时期，更被许多人奉为评估现代化的实用工具。

无可讳言，英克尔斯标准，与现代化的实质要求仍有许多在本质上值得商榷的地方，特别是由于他把现代化的门槛定得过低，使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容易被英克尔斯指标所误导，或者容易从这个纯粹的传统工业化时代指标中得出非真实的结论，因此，我们虽然十分赞赏英克尔斯指标的可操作性和评估的简捷性，但由于该指标有如下致命的弱点，使应用此项标准的结果，得出了很不准确也很不完善的结论：
（1）英克尔斯指标只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对现代化的最低要求，很难适应步入信息化时代对现代化目标的动态演进，无法反映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二元性”特征。

（2）英克尔斯指标更加强调现代化的外部表征，如人均GDP、成人识字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而对现代化的内涵与实质，如“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体现现代化水平的质量”和“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公正”，尚不完全具备清晰的内部逻辑依据。

（3）英克尔斯指标所规定的低限标准，显然与当代的实际情况不符，产生了对实现现代化有过分容易的错觉。

例如，当我们用英克尔斯指标去评价中国目前现代化实现程度时，全国已达76.3%的水平，但当我们同时用目前中国与中等发达国家的精确对比时，我国仅是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0.4%，二者相差35个百分点以上。

（4）英克尔斯所建立的指标，只涉及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社会水平等传统性的标识，对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及相关的竞争力、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等，均未提及，因此用它衡量在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理论上寻找不到科学的依据，在实际应用中也明显表达出一种“初级水平”和“非真实性”。

这种依照英克尔斯指标的计算值，给予人们一种几乎无法置信的感觉，从多数专家的直接经验及同各类发达国家的对比分析中，均发现英克尔斯标准有“失真”和“高估”之嫌。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城市和省份目前却根据这种指标或这种指标的变种，去规划自己“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并且据此确定了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年限，似乎应当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