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天津市河东区的东局子,坐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这里曾是我国第一所正规化的近代海军学堂——大名鼎鼎的北洋水师学堂所在地。
北洋水师学堂是近代中国众多军事学堂中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一所,在《光绪纪要》中,北洋水师学堂被推崇为“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
19世纪60年代清朝的统治面临着内忧外患,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一些封建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如李鸿章,严复等主张创办近代企业,兴办洋务,由此洋务运动兴起。
北洋水师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此洋兵船陆续增置,驾驶、管轮两项需才甚亟”,而于1880年8月22日(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倡议筹办的,着重于为北洋水师培养军事人才。
它采用西方先进的教育方式、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培养出大批有影响的军事人才.关键字:近代中国,北洋水师学堂,人才,教育。
近代中国第一所正规化得海军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一.北洋水师学堂建立的历史背景19世纪60你年代的清政府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两次鸦片战争后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名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逐渐加深,社会各阶层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
其中地主阶级洋务派以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为出发点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由此掀起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
在这期间兴办了一批企业,创建了海军和一些新式学堂。
鸦片战争后,清朝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面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
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
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
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
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
他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国家学习。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落败。
清朝有更多的高层人士看到了英法联军海军舰队的巨大优势,于是创建强大海军以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由于中国缺乏工业及其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咸丰皇帝决定向西方购买一支舰队。
于是便有了一支挂洋旗的“阿思本舰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
在此次付出昂贵的“学费”之后,中国人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洋务运动”,在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视下,紧锣密鼓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一大批军工企业应运而生。
1866年,在左宗棠再三请求下,清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创办了福州船政局。
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大基地。
但清朝高层内部的思想并未能真正统一,因此海军海防事业不得不在泥泞道路上艰难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
此事虽以和谈告终而未开启中日战端,却在中国朝野引起强烈震动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
其中,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此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
而建立新式军队不仅需要坚船利炮,更需要驾驶、指挥、轮机等专门人才,这些专门人才又是原有科举制度所培养不出来的。
因此建立新式学堂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中国最早培养海军人才的新式学堂是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即后来的福建船政学堂。
事实证明这一明显带有试验性质的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一间新式学堂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因为天津拥有当时号称“亚洲最大军工厂”的天津机器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开为商埠,是直接与西方交流的重要窗口;更重要的是天津是北京的东大门,在此培养新式人才不仅便于随时了解学习进展,更为就近训练新军保卫京畿提供了基础。
因此,李鸿章决定在天津创建北洋水师学堂,就地培养人才。
二.北洋水师学堂的的发展历程北洋水师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此洋兵船陆续增置,驾驶、管轮两项需才甚亟”,而于1880年8月22日(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倡议筹办的。
清廷先委派前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筹办水师学堂有关事宜,后因吴有病在身,不能继续胜任此职,1881年5月朝廷改派久充福建船政提调的二品衔分发补用道吴仲翔继任。
光绪七年七月校舍落成,坐落在天津卫城东三里天津机器局一带.北洋水师学堂在初建时的学堂设备是非常先进的,“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
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
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可谓别开生面矣。
”这样的办学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
该校设置了较为齐全的管理机构,有行政、教务和后勤三个部门,所有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
因为创建该校的初衷是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海军输送人才,所以对于挑选入校学生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要经过初试,复试,还有一个月的实习期。
由于这种专门学习西方技能的学校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民间有很多人对这种不习孔孟,不走科举之路的学堂抱以怀疑的态度。
因此,学校成立之初竟一度面临“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才”,甚至是无人报考的窘境。
为应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分析原因并采取一些措施使投考的人逐渐增多。
李鸿章曾对学子未来的前景做了十分乐观的展望,“今日之学生,即他日之将佐,投考该学堂,将会有远大之前程”。
同时北洋水师学堂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使学生不仅能成为军事人才,在其他领域也能有所建树。
学堂在办学方面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严格遵循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学规范,其所设立的课程除了轮机、驾驶、兵操等专业课程外,学生还必须修习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地理、天文等课程。
同时还坚持大量使用外国教官授课,让学生更好地吸收西方科技精华。
为保证育才成功,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的严格规章制度,“奖勤罚懒,褒优汰劣”是其精髓。
《学堂章程》中规定了学员在生活、学习、考试等诸多方面的规范,成为后来其他海军学校兴办时所积极效仿的榜样。
1893年(光绪十九年),天津水师学堂学制改为7年,即课堂课4年,船课3年。
加大了实践的比重,使学生书本知识和实践能力都得到提高。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
6月17日凌晨,侵略军攻陷了大沽口炮台,接着将大批人马开进了天津。
27日早晨,以俄军为主的一支部队,倾泻无数炮弹,创建于1868年的天津机器局随之成为战场,机器局城垣内的水师学堂连同其所在的机器局均毁于战火。
至此,一座投资巨大、苦心经营30余年的机器局和经营20年的水师学堂全部毁于外国列强之手。
可叹这些洋务运动的成果,本来是为抗御外敌而创立的,但它终究还是被外敌毁灭,其所在之地丧失了中国主权。
先是俄军占领;继又成为法军营盘;再后来被日军盘踞;日本降伏后,又由美海军陆战队接管;直到1947年7月美军撤离,这块土地才回到国人手中。
如今,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输学院的所在地。
早年屈辱的一页已经成为绝不可以忘怀的历史。
三.为国育才,推动社会近代化发展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
北洋水师学堂从 1881年开学至 1900年停办,20年间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有的成为后世名人。
如现代女作家冰心之父谢葆璋、民国总统黎元洪,人们熟知的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当年也就读于天津水师学堂。
在校期间,张伯苓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是该学堂驾驶科最好的学生。
因受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时任学堂总办严复影响,后来走上救亡图存、开办教育之路。
此外,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北洋海军的骨干,仅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就有 20多名毕业于该学堂的军官为国捐躯。
据史料记载,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艇中,均有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任职,同时参加了中日战争。
公元1894年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中午11时左右,中日两国的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海战。
在这个不普通的日子里,众多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影又一次闪现。
天津学生在当时基本都是舰艇中一线基层军官,在他们的指挥下,炮位的士兵们给予日军一次又一次地迎头痛击。
甲午海战中,最为让人熟知的恐怕就是“致远”舰和它的管带邓世昌了。
当时在邓世昌指挥下,“致远”号与敌奋战,中弹累累。
在激烈的战斗中,炮弹垂尽。
这时,恰与日舰“吉野”相遇。
邓世昌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
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大副陈金揆亲自掌舵冲向“吉野”。
但不幸的是“致远”被鱼雷击中,锅炉迸炸,舰身破裂而沉没。
全舰官兵除7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对于水师学堂涌现出如此之多的人才,李鸿章为此欣慰:“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
”1.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严复提到北洋水师学堂就不能不提严复。
他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西学最为显著,被康有为称为“中国精通西学的第一人”。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则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严复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五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
1877年他被派往英国保穆士德大学,不久转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海军专业。
1879年毕业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
1880年,28岁的严复被李鸿章看中调到天津,在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职。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
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
特别是在总领校务的时候,严复大力主张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方法,培养高水平的学生,因此将自己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中学到的有关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入课堂,传授给学生,使“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所未及深”。
同时,严复又是一位提倡维新救国的启蒙思想家,坚信只有“开民智”才能使国家富强,1895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完成了被后世称为不朽译著的《天演论》,这部举起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启蒙大旗的著作深刻影响了毛泽东、鲁迅、胡适等一大批中国志士,同时也被看做是维新运动到来的先声。
他还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可以说在天津度过的20年,是严复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之后因工作关系严复又多次来天津,因此他自称是“三十年的老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