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两极分化的弊端汪园园10工商1班1000701108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所覆盖范围的扩大,即便是低收入穷困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可以得到政府的救济补助,绝大部分个人家庭在日常生活开支之外还有了多少不等的节余积蓄,至于富裕得晋升为富豪的极少数人也在逐渐增多而形成小群体,总之,中国的脱贫工作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显著成绩,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收获的是肯定赞扬,不过,致富不平等不均衡的后果却是贫富分化悬殊!一、两极分化的理论定义两极分化是一个阶级概念,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它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提出来的论断。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缘故,这个社会的人们向两极发展,以及形成了富有的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另一极是贫穷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这就是两极分化。
因此,两极分化是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种作为贫富两极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财富占有上极为悬殊的现象(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就是说,两极分化是阶级分化和对立的产物,是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表现形式。
二、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人与人之间有能力的差别,再加上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遇到的机遇不同,所以贫富理所当然就不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明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必须澄清,而且,这些原因是我们老百姓无法改变的。
一、贪腐、富商勾结、黑白勾结以及法制不严,少数人违法致富。
这是主要原因,你可以对照你了解的巨富。
二、政策本身的不公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的政策往往是富了少数人,穷了大多数。
人民的钱用于社会福利和救济的很少,用于投资的太多,投资的结果,资本家拿走了多数,资本家更富了,物价在猛涨,老百姓更穷了。
一些观点值得关注:1、我宪法写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共同富裕。
2、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论述“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共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上述两点清楚表明,“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相背离的,其结果必然加剧社会的矛盾,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
在这里,引用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段话“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
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人类群体个体在求得即时温饱之余还有所储藏储备的富余物品就是财富!财富可以供给人类群体个体在更多更长时间里的温饱生存和生活需要,所以,储藏储备尽可能多的物品财富是人性本能生活必需!财富来源于人类群体个体对大自然的索取,或者说是对自然界植物动物资源的采集捕获,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种植养殖。
无论是采集捕获种植养殖,还是以改进生产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工具器物的创造制作,都是人们付出体力劳动的成果,所有的财富都是人类群体个体从事劳动劳作的成果收获。
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中国当然无法消除。
因为两极分化本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现象。
目前哪个国家都无法消除它。
只是,有些富国和发达国家在这个方面做得好一点,将扶助穷人或财富的重新分配做得好一点,于是我们就发现有些国家,如美国,就有很多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出现。
其实,中产阶级的出现,并不表示美国就消除了两极分化现象,因为美国的富翁与穷人比起来,差距可能比中国还要大。
但是美国穷人的生活质量比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比起来可能还要强点。
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美国两极分化现象不是很厉害。
中国要做的,不是想办法消除两极分化,而是应该想办法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
不要怕让老百姓多得了点钱。
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中国的内需才能旺盛,中国的经济才会有更强的拉动力呀。
所以,中国的官员们应该想办法制定政策,让中国的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收入水平提高才行。
这样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从而人们不会再注意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了。
三、两极分化扩大的危害(一)中国两极分化太大已经影响社会稳定收人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到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公平的缺乏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收人差距急剧增大,就会使得社会失去平衡,失去效率。
社会中低收人群体为了生存,为了公平地得到自己的收人,就会找政府,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动。
一些素质低下者,就会采取犯罪行为,有的甚至报复社会,引起社会不安定。
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
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
因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寻求社会安定,都应设法解决社会的分配不公问题。
我国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现在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稳定。
前不久就发生过多起学校门前残杀儿童事件,农民工自杀事件也是愈演愈烈。
从一定的社会层面上来看,这些都不只是社会问题,这直接与现在的中国民情也着莫大的因果关系。
如不加以治理,将会有山洪爆发的一天。
近年来,中国两极分化过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
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
据统计,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两极分化的工具。
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二)贫富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但事实上已经存在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的现象。
如果听任利益分化不断扩大,就会造成两极分化,这与社会主义本质是相违背的。
贫富差距扩大,并在富豪之中混杂部分侵吞改革成果的富者,恶化了分配关系,削弱了政府的凝聚力,加剧了人们各自对社会贡献与所得不相符的矛盾心态。
尤其是我国历史上有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分配体制,广大群众对收人不公的承受能力是非常脆弱的。
过度的贫富悬殊,对于公民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冲击,造成人们的心理失衡,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三)贫富差距过大阻碍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过大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
我们知道,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和消费合称内需,出口称为外需。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目前已达到60%以上,经济呈现明显的外需拉动特征;同时,投资热潮不断涌动,全社会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2005年初已逼近5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却连创新低,2005年前三个季度分别为48%、43%、42%。
可以说,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当中的一匹“跛马”。
4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做引导的话,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不足。
因此,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隐患。
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利益差距的过度分化。
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购买力水平就下降。
因为少数人掌握、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他们边际消费倾向减少,该买的都买了,基本需求已经满足,消费水平在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趋于稳定,消费支出剩余的那部分收人就转化为储蓄。
而更多的中低收人群体由于占有社会财富较少,可自由支配收人少,他们虽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由于手中无钱,也形不成现实的购买力。
据测算,近年来,由于大多数居民收人增长缓慢,加上居民对收人预期的影响,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逐年下降的,从1996年到2002年间居民每增加1元收人,消费的支出从0.57元下降到0.21元。
消费倾向的下降将最终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
分配不公,收人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悬殊,增加了广大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阻碍了公众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从而影响经济效率。
另外,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贫富差距扩大,穷人不得不把有限的钱都用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从而影响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最终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并使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弱势地位固定化、复制化,贫穷被世袭,这将会使这部分人的素质不断下降,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总体素质,也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四) 基尼系数过大,贫富差距悬殊甚至会引起政权的更迭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人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
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人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
基尼系数本身只是一种反映,但它说明了深刻的社会背景,0.45是个很值得警惕的数据,这是必须要控制的。
如果不加控制,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革命,甚至会引起政权的更迭。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的例子比比皆是。
北大的一位历史学教授,曾经做过大概的估算:明朝末年,李自成揭竿而起时,基尼系数是0.62;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是0.58;20世纪初,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时是0.53。
在国外,因基尼系数过大,贫富差距悬殊,执政党丧失政权的例证也很多。
如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任期间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长,1999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但是,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5%,结果该党丧失了民心,在2000年的大选中惨遭失败。
同样,印度人民党执政8年中,GDP年均增长达6%,可是贫富差距过大,80%的民众没有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3.5亿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最终该党也难逃下台的命运,败给了高举社会公平旗号的印度国大党。
而苏联东欧共产党在执政期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结果导致政权的更迭,共产党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