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文化发展与皇室的关系
隋唐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高峰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已经十分兴盛，尤其是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皇帝对于佛教十分重视。

据《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

这里说四百八十寺，是大概数字。

其中尤一梁武帝萧衍最为突出，萧衍崇信佛教，修建佛家寺庙更是无数。

唐朝诗人杜牧所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

”很直白的写出来南朝佛寺众多的情况。

因为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影响广大，对于隋唐的佛教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佛教更是抓住了发展的重要途径——皇帝。

隋文帝杨坚被当时的遣隋使小野妹子称作“海西菩萨天子”。

隋文帝自小在般若寺长大，小名为佛教护法的那罗延，所以不由得逐渐热心于佛教，在宫中受菩萨戒，晚年还在全国各地建造舍利塔。

隋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中，剃度僧尼达二十三万，建造佛寺达三千七百九十二所。

在北方地区，将北周的两次灭佛后对于佛教的恶劣影响基本消除。

受隋文帝的影响，隋炀帝在立为皇太子之前，曾负责统治江南，并随天台宗鼻祖智者大师受菩萨戒。

因此，对于佛教在隋代的继续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相对于在隋朝时期的一帆风顺来说，佛教在唐朝时期的发展
比较坎坷。

唐初高祖时期，太史令傅奕崇信道教，因此主张废佛。

高祖估计到建国之初、朝中大臣多有反对，所以虽有心废佛但并没有立刻执行。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佛道两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相互攻击。

道家以傅奕为首，佛家则以法琳为首。

武德九年，高祖采纳皇太子的建议，颁布了沙汰佛道两家的诏令：在长安保留佛寺三所和道观两所，此外天下诸州各留佛寺、道观一所。

这对于佛教的冲击十分巨大。

但这种形势并没有持续太久。

同年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当日，高祖大赦天下，同时撤销了淘汰僧、尼和道士、女冠的诏令。

这是李世民为了收拢人心的政策。

对于佛教来说，李世民即位有很多优势。

当年李世民跟随高祖打江山时期曾遭遇险境，嵩岳少林寺僧兵帮助李世民脱险。

现在少林寺还有碑文记载此事和之后太宗对于少林寺的诸多封赏。

这种优势很快体现出来。

贞观三年末，太宗在起义建兵以来的七个战场建立佛寺，召请沙门玄琬进宫给皇太子及诸王受菩萨戒。

但太宗的转变也是十分迅速的。

贞观十一年，太宗发布诏书，称皇室李氏本源出自老子李聃，故令道士、女冠今后居于僧、尼之前，敦返本之俗，尊祖之风。

这道诏书对于佛教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两年后，傅奕去世，道士秦世英利用他与皇太子的密切关系向太宗上告法琳的《辩证论》诽谤皇室。

太宗十分生气，颁布《佛遗教经施行敕》，令今后僧尼必须遵守《遗教经》的教
导修身处事。

这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也有一些影响。

到了高宗武后时期，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佛教发展至全盛期。

佛教作为当时的先进思想被志在济世度民的一代代佛教高僧，如玄奘、义净、法藏等所追求弘扬。

在此过程中，武则天的佛教政策和一系列礼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时期大量的建造佛像，雕凿佛窟。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龙门石窟。

与此同时，佛寺也大量的建造。

高宗贞观二十二
（684），摄政的武则天在高宗逝后百日，荐福祈祷修建大荐
"天授元年（690）以《大云经》故，敕天下建大云寺。

"一次建寺358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尼寺和比丘尼的
系帝后、宗室出资修建。

其中高宗建崇敬尼寺、资圣尼寺、
真空尼寺为证空尼寺。

除了在寺庙佛像上的建造，高武时期
如此之多的佛教活动不仅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弘扬，同时也促进了佛教新宗派的发展。

武则天认为晋代华严经典的翻译很不完备，派人前往于阗取回梵本《华严》，请回实叉难陀，与菩提流
志、义净重新翻译，新译80卷《华严》为华严宗的繁荣奠定理论基础。

华严宗在武周时期最为耀眼，在现当代也是大乘佛教的总要支派。

华严宗之外，法相宗、禅宗、净土宗、律宗都空前的大发展，密教的典籍开始翻译，密教的传教已经开始。

这些都对于汉地佛教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大量的建造佛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武后对于佛教的过于笃信使得很多寺院修建的十分华丽、寺庙拥有厚重的封赏十分富足。

而且由于僧尼免征赋役，所以大量人买度牒成为僧侣。

这样一来，唐朝社会出现了多达数十万的伪滥僧。

这一切现状都使得玄宗开始亲政之后不得不开始清理天下寺院，对于寺院的规模和僧侣人数进行控制。

于开元二年，玄宗令两万多伪滥僧还俗，并颁布了“禁创造寺观诏”并敕百官家不得与僧尼道士往还。

之后，要求各地取缔铸佛、写经之业，认为市民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

手漫膻腥，严重亵渎了佛。

“自今以后，州县坊州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

须瞻仰尊容者，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就读。

如经本少，僧为写供。

”接着，命毁化度寺无尽藏院，禁止士女施钱，所有钱帛供京城诸寺。

隋唐时期，创立三阶教的信行法师在长安化度寺创立“无尽藏院”，化度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无尽藏院。

无尽藏是隋唐时期佛教特有的聚敛财物的形式。

佛教寺院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令统治者相当不安。

早在隋开皇二十年（600），文帝就下了不准传播该教的诏令。

武周时期。

曾先后敕令检校洛阳福先寺和长安化度寺的
无尽藏院。

化度寺无尽藏院的被废除，给三阶教以沉重的打击。

玄宗又令僧尼按儒家之礼拜父母，并为父母服丧。

他下达了《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敕》，强调孝是人必须遵守的天经地义的准则，教门中人作为人子，不能忘其亲而背离名教。

他强迫佛教徒接受孝道观念，把佛教改造为符合其统治需要的宗教。

开元十二年，玄宗让所有佛教徒参加考试。

六十岁以下者，三年合诵二百张经，然后参加考试，不得以坐禅代替策义试，落第者一律返俗。

玄宗打击佛教，几乎是全方位的。

但考虑到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的流行程度。

排斥了灭佛的做法。

他的打击佛教，多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为消除政治威胁，以巩固自己的皇权。

在限制打击佛教的同时。

也需要利用佛教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一面。

其实早在开元元年（713），玄宗诏令，用他的寝殿材料，修建安国寺的弥勒佛殿。

天下大定以后。

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创立于隋唐的诸多佛教宗派任其继续繁衍发展。

玄宗对于佛教态度的转变使得密宗发展迅速。

天宝五年，玄宗接受灌顶仪式，阪依佛门，成为“菩萨戒弟子”。

此后佛教发展呈一种稳步向前的趋势发展，直至武宗时期。

武宗时期发生了著名的“会昌灭佛”事件。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

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会昌五年(845)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
及僧侣人数。

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

天下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括天下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

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

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僧尼迫令还俗者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以上。

政府从废佛运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

在灭佛同时，大秦景教穆护、祆教僧皆令还俗，寺亦撤毁。

但当时地方藩镇割据，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贯彻，如河北三镇就没有执行；有的地方执行命令不力。

这是一次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总爆发，佛教遭到的打击是严重的，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又下令复兴佛教。

此次灭佛运动可谓是佛教的一场浩劫，对于佛教的打击十分严重。

宣宗即位前曾隐遁为佛，对于佛教感情深厚，所以在即位后开始着手恢复佛教。

纵观整个隋唐佛教史，无论是佛教发展还是被抑制都与皇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期，皇权是绝对权威，是不可动摇的。

所以一切的宗教政策都是基于服务皇权而颁布的。

所以当佛教的发展威胁到社会威胁到皇权之时统治者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打压措施。

当然，宗教想要蓬勃发展，肯定要得到统治者的支持。

所以统治者的信仰也是宗教发展的重要因素。

佛教
在隋朝的快速发展就是基于统治者崇信佛教，而在唐朝佛教发展的几次反复也离不开这一重要因素。

所以，佛教的发展与皇室密切相关并且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