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朋友和师长的提携，我也曾参加过《中华民国史》的写作，却不敢自称是一个“民国史研究 者”———不仅个人研究的时段常涉民国建立之前，更主要的是，即使在考察分析时间相同的人与 事时，也很少将所讨论的问题（ issues） 定位在“民国史”之上，亦即不常以“民国史”为研究时的思 考范围。所以，“民国史”是一个我还需要学习的领域。另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曾参与，不妨略作 “自我批评”。以下所说，或是外行看热闹的门外话（ 不是客气） ，或是“过来人”的反思； 且因研究 不足，只能点到为止。敬请方家指正。
列
联书店出版中） 。
② 李新总主编： 《中华民国史》（ 12 卷本）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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பைடு நூலகம்
多众皆认可之事，不一定就理所当然。或不宜把民国的建立视为天经地义，即把民国从体制到民 ◇
生的所有史事都当成理所当然的常态现象，进行众皆认可式的思考和处理。
罗 志
对中国而言，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实施的共和体制，是一个全新的外来制度，而且是一个 田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东方学视野下的文学、学术思想变化与学
科认同”（ 08JJD752081） ； 四川大学 985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
两三年前，在一篇命题作文中，我曾指出一个现象，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的发展突飞猛进，研究者的数量明显增加，研究论著的增加幅度更大，不论是增长比例和论 著数量，似乎都已超过了此前最著的中国古代史。① 而在近现代史中，增长比例最显著的，无疑是 民国史。不仅论著数量增长，并已渐成体系； 经几代学人数十年努力的《中华民国史》②，就是一 个表征。
专
化。
题
⑦ 参见梁心： 《都市眼中的乡村： 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1908 － 1937》，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2 年。
研
⑧ 从清中叶起，中国人口和农业产量的矛盾就有人在讨论，现在仍是常被提及的话题，故农村当然有其实际的问题存在。但
究
以 20 世纪中国人口增长的现象看，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仍被夸大了许多。从那时到今天，农业、农村甚至农民，都经常被视
文 科
颇具诡论意味的是，中外基本将上述事例视为正常现象。③ 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甚多，其中
学 ·
一个因素，或是相当一些研究者有意无意间多以后来占上风的所谓“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眼
社 光看中国，而民初的中国虽已告别帝制，却又尚非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杜威在 1920 年就指
会
科 出，“中国正在急剧变化”，既不能“用旧时帝制的中国那一套来思索中国”，也不宜“用西方概念
今人所谓“核心家庭”，似并无太多意见。昔年确也有新人物曾憧憬或寄希望于“小家庭”，但一般人似并无这样细腻的区
分。实际上，“五口之家”乃是很早就出现的言说，而那些考察析产、分家的社会史研究也提示出，当年社会中的多数家庭，
并不十分“大”。
④ 转引自冯友兰：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 1921 年） ，《三松堂全集》第 11 卷，郑
南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京
（ 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013
大
学
学 报
·民国研究·
︵ 哲
学
· 人
知常以观变： 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
文
科
学
· 社
罗志田
会 科
（ 四川大学 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成都 610064；
第 一
维持着一个与前相似的常规状态。⑥ 但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中国的农业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
期 问题，农村被认为处于“崩溃”边缘。而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大部分被侵占，
正是农村支撑了中国的八年抗战，提示出“崩溃”的虚拟性。可知时人谈论的，更多是以城市眼光
为基础构建出来的乡村问题。⑦ 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是乡村成
一些尚存的故态看作可有可无的细节，置之不理； 若进而因“政治不正确”（ politically incorrect） 而
把一些史事摈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则我们看到的“民国史”图像，就可能是一种带有选择性的图
像———不一定不准确，却可以肯定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正因那是一个“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读书人的心态和思维，也迥异于承平时代。
反
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为预定的理论设想寻求解释并加以证明，是很常见并且得到高度认
思 民
可的努力，正是名副其实的“研究”，且为多数学者所从事。个人虽更愿意选择那些因研究的结果 国
而体现其意义的题目，却也无意因此“贬低”此前的民国史研究。不过，如果因为这样的倾向而把 史
研
变态视为常态，把新生事物看成既存现象，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对当年史事的认知； 也可能因此把 究
学
︶ 的鸽笼子把中国的事实分格塞进去来解释中国”。④ 后一取向不少学人迄今仍在延续（ 未必是有
二 意的） ，前者却早就淡出了多数研究者的视野。⑤
〇
一
眼光转变之后，有时常态也会被视为变态。例如，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真正形成规模的
三 年
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过是最近的事。至少抗战前的农业和农村，并未出现较大的结构转变，大体

一体制是否适合于中国，或至少是否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其中较有名的是康有为） 。余人多站在 从
“共和”一边的立场上思考和论证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并建议或推行具体的政策。③ 后来的研究 基
本
者，也大多秉持同样的态度思考和处理其所研究的问题（ 虽未必是有意的） ，使问题的答案具有不 处
证自明的前定性质，而很多“研究”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为预定的答案寻求解释的努力。
制和人与人关系等很多基本问题，产生了不少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创新见解和设想。同样由于我
们的选择性预设，这类创见也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或因其显得“非常”而不屑一顾，或径视为
荒诞而予以排斥。其结果是相似的，即强化了“民国史”图像的选择性。
其实，按梁启超对历史“革命性”的描述，即“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
学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
二
〇
一
摘 要： 民国的建立，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
三 年
民国究竟在哪些基本的 面 相 上 带 来 了 变 化 ，这 些 变 化 又 怎 样 影 响 了 中 国 的 政 治、社 会、经 济 和 文
第
化。立足于古今中外的常态，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出现了不少与所谓传统中国和人类其他社会
① 杜亚泉： 《通论》，杜亚泉等： 《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 原名《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是 1913 年 1 月《东方杂志》9 卷 7
号所附“刊行十年纪念增刊”） ，周月峰整理，北京： 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 页。
② 因近年一直忙于“按时”完成作业，新书的阅读量有限，不排除这是一个错觉。
则民族主义的层次和面相都远更丰富，不仅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 包括对外抗争和对内整合、动
员的面相） 仍需进一步探索，就是在文化、社会甚至生活领域，也都可见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① 说详罗志田： 《士变：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新史学》第 18 卷第 4 期（ 2007 年 12 月） 。
一、充分认识五千年之大变
专
依我的陋见，民国史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以确立民国的建立究竟
题 在哪些基本的面相上带来了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甚或文化。很
研
究
系
① 参见罗志田： 《转变与延续： 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此文已收入拙书《经典淡出之后：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 三
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1 页。
⑤ 大体上，研究者容易受研究对象的影响。当年的时代风气趋新，好以外国眼光反观中国； 读书菁英虽试图走向民众，然多存
指导心态。这些都影响到后之研究者，因此而较少认真看待偏于“守旧”的言论，并不重视真正老百姓的看法。
⑥ 在认知层面，自近代出现城乡对立后，“乡村”逐渐变成了“农村”，“空间”逐渐“行业”化，甚或被取代，则是一个不小的变
其西方创制者仍在完善发展中的政治制度； 它所取代的，是至少推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用杜亚 知
泉的话说，辛亥年开始的鼎革，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① 我的感觉，对这
常 以
一大变的性质及其带来的各类转变，甚或大变本身，研究者的重视似尚不足，仍有提升的空间。② 观
从民国建立时开始，“共和”似乎就是一个先天正确无需论证的体制。仅少数人出来质疑这 变
第 28 页。
究
⑤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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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立菁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之中，仍有不
京
大 少人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着各式各样的革命。
学 学
从蔡元培、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到太虚法师等，无不如此。① 而“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最
报 ︵
看重的“温暖港湾”，在近代中国却忽然失去了其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
哲
学 对其成员的护佑； 并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变为一个
· 人
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负面象征，成了革命的对象。②
②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妍杰的博士论文即研究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虽尚未完成，已可见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