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1. 什么是三家诗？指“鲁诗”、“齐诗”、“韩诗”三个解说《诗经》含义的学派，同属今文学派。

西汉时曾为三家设学官(博士)。

现均已亡佚，仅存《韩诗外传》。

“鲁诗”属于今文经，毛诗与他们一起构成四家诗，毛诗属于古文经。

秦焚书后，汉兴而有三家《诗》，齐人辕固传《齐诗》，鲁人申培公传《鲁诗》，燕人韩婴传《韩诗》。

又毛亨、毛苌传《毛诗》，是为四家《诗》之传授者。

汉时研究《诗经》的四家是齐派代表齐人辕固，鲁派代表鲁人申培，韩派代表燕人韩婴，以及毛诗学派代表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

即齐、鲁、韩、毛四家。

齐、鲁、韩三派，在西汉十分盛行，在朝里立有博士，成为官学，属今文经学。

这三家诗有共同性，又称三家诗。

三家诗都相当繁琐，解经一字，洋洋千言，也都使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所以这三家诗又称为“今文学派”、“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一个流派。

2. 什么是毛诗？毛诗指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

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

而全书第一篇《关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总序，称为《诗大序》，是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

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为《毛传》作“笺”，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

今本《诗经》即由毛诗流传而来。

《诗经》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经孔子删定，并教习弟子，后大行天下，流传于世。

不可否认，《诗经》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其之所以能够流传今日，毛亨、毛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诗创始人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

其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学家，在汉代立为官学；毛诗晚出，属古文经学。

毛诗训诂简明，很少神学迷信内容，未被立为官学，只能在民间传授。

东汉时受到重视，允许在朝廷公开传授。

东汉末年兼通今古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主要为毛氏《诗故训传》作注。

三家诗自此渐渐衰败。

《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3. 什么是诗序？(1).《毛诗序》的省称。

现存《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

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有大段文字概论全经的，为“大序”(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明，应从“风，风也”句开始)。

东汉郑玄《诗谱》，以“大序”为子夏作，“小序”为子夏、毛公作。

《后汉书•儒林传》则有卫宏作《诗序》之语。

宋代以来学者关于《诗序》作者众说纷纭，郑樵、朱熹等都有自己的说法。

(2).用诗写成的赠序。

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方回》：“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

”元夏庭芝《青楼集•李芝仪》：“﹝李芝仪，﹞维扬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词。

王继学中丞甚爱之，赠以诗序。

”4.什么是正变？正风(正雅)指《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

《诗·周南·关雎诂训传》“毛诗国风” 唐陆德明释文：“国者，总谓十五国；风者，诸侯之诗。

从《关雎》至《驺虞》二十五篇谓之正风。

”《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唐孔颖达疏：“王道衰，诸侯有变风；王道盛，诸侯有正风。

”参阅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国风》。

【正风】诗有正变之分，此说原出于《诗大序》。

《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与世之盛衰密切，周室衰微，礼义废弛时，“变风、变雅作矣”。

与变风相对，后人提出了“正风”这一名词。

它指周政衰微以前（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歌颂文王、武王、周公或颂美时政的《风》诗。

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为正风。

变风（变雅）指《国风》中作于周王朝政治衰乱时期的作品。

与“正风”相对。

《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诗·邶风·柏舟诂训传》唐陆德明题解：“从此讫《豳·七月》，十三国并变风也。

”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变化下之名为刺上之什，变乎风之正体，是谓变风。

关于区分正、变的标准，郑玄《诗谱序》以为周懿王、财夷王至陈灵公时的诗为“变风”、“变雅”；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邶风》以下的十三国风都属“变风”；马瑞辰《毛诗传笺·风雅正变说》则认为《风》《雅》正、变的区分标准是“政教得失”，而不以时间为界，凡讥刺时政者皆属变风、变雅。

《诗大序》则强调了变风的特点：“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变而不失其正，正是儒家“温柔敦厚”的体现。

5.什么是诗经六义？《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所谓《诗经》中的“六义”，即是指“风、雅、颂”三种诗歌形式与“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风、雅、颂、赋、比、兴。

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

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通志序》）风，即国风，是各地的民歌，《诗经》中共有十五国风。

比较常见的篇目如《关雎》、《蒹葭》、《氓》、《七月》等。

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多数为公卿贵族所做，一般看作“正声”。

常见的篇目如《采薇》、《鹿鸣》、《江汉》、《思齐》（前两篇属小雅，后两篇属大雅）等。

颂，即祭祀和颂圣的乐曲，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常见的篇目如《我将》、《有客》、《玄鸟》等。

赋，赋是直接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朱熹《诗集传》：“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

”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与子成说（shuō）：和你立下誓言。

此处”说“并不通”悦“字。

比，朱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即比喻，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

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通篇用比的。

兴，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即起兴，用其他东西引出要说的内容。

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即是用雎鸠鸟在河中叫起兴。

《魏风•伐檀》也是用兴这种表现手法的突出例子。

6.史诗有哪几篇?在《大雅》和《颂》中保存了许多祭祀祖先、追溯部族起源和兴盛、赞颂祖先的丰功伟业的诗歌。

这些诗虽以歌功颂德为主，但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大雅》中五篇周人的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系统记述了周人从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伐纣的历史过程。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又将《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五篇反应宣王时代民族战争的诗联同《生民》等五篇共计十篇合称为“周的史诗”。

《生民》等五篇是叙述周人开国历史的组诗，《出车》等五篇是叙述宣王对外作战的组诗7.比和兴有什么异同和区别?答案一：比和兴的区别：１.文学创作中的两种手法。

比是比喻，兴为寄托。

比、兴两法在我国诗歌创作中源远流长，从《诗经》起就已开始运用。

儒家诗论把比兴列为风、赋、比、兴、雅、颂“六义”的两种。

郑玄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是见今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见《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注)。

把比兴与美刺联系起来加以解释。

比兴之法多用在旧体诗词和民歌中，一般文学作品中极少运用或不用。

“比”与“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常用的技巧。

除诗歌外，现代散文、小说等也常用比兴手法。

所谓“比”，按照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其实就是比喻。

它通过具形具色的事物比所要写的事物，使之形象、生动、具体。

所谓“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诗用形象思维，离不开比兴两法。

因此，比与兴构成了诗的两种技巧。

2.指创作诗歌。

宋王安石《甘露歌》词：“尽日含毫难比兴，都无色可并。

”清顾炎武《与人书》：“起八代之衰，而树千秋之业，非明公其谁与归！当不仅流连比兴，传播艺林，为斯文之盛事矣。

”比和兴的异同：比：“譬”的意思，是比喻、比拟、比附、象征这类艺术手法的概称。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李仲蒙：“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

”兴：“起”的意思，指触物生情的联想式开头。

这联想是产生创作灵感的艺术联想，能形成一种含蓄的意象，起寓言、象征、暗示、烘托等作用。

形式上如朱熹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而内涵采纳李仲蒙说，即“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更为贴切。

答案二：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浅显而准确地解释了比兴的含义。

“比”便是通过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

“兴”是一种比“比”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手法。

比，就是比喻的意思。

和今天的比喻一样。

兴，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是起兴引起下文，没有比喻的意义。

另一种是起兴引起下文而且有比喻意义。

具体说来有几种原因：有可能起兴的喻意由于年代久远，现在不为人所知道了，所以被认为是只是起兴引起下文，也有的是仅仅在音律上有联系，兴这种手法在学术界分歧比较多。

“兴”这种手法在文艺美学学科范围内被认为是“自然的人化”，就是这种手法使用的时候诗人赋予了自然之物人的情感。

也是“人的自然化”，先消除人的情感与自然之物的隔阂，使得情感的宣泄更自然，主要参考李泽厚《美的历程》8.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

(《诗经•国风》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答案一：《诗经》从文学的角度呈现了封建礼制完善之初，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原始生活画卷，表现出了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

《诗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纯真烂漫，或者哀婉悲戚；或者情重绵长，或者懦弱痴情；或者热情泼辣，或者彷徨疑惧。

本文试图通过对《诗经》中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爱情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再现周代社会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探求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的要求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我国素来就有“诗国”之称，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我国便出现了最早最古老的诗歌文学总集——《诗经》。

《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历史时间跨越大约五百多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

虽然《诗经》篇章数量众多，产生的地域、时间不尽相同，描绘的社会风俗、生活面貌不相一致，但是都从各自方面反映了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各种情景场面和心理活动，再现了周代的社会风貌，对周代的家庭关系、婚姻制度、以及伦理道德、人生哲学、审美心志、生活情趣等方面都作了如实生动的刻画。

《诗经》中的爱情诗歌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周代社会各种生活画卷，其中的作品大都感情诚挚、气氛热烈、文体朴素、思想健康，与上层社会的荒淫、庸俗、虚伪以至矫揉造作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有不少清新可喜、具有优美情思、扣人心弦的优秀之作，是爱情诗中的珍品，而由此塑造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成为劳动人民世代吟唱不衰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