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涂戈尔涂文学• 2012-09-18 10:29:27 来源：《江汉论坛》2012年5期内容提要：作为一座商业中心，武汉没有产生可以被称之为“汉商”的商业流派；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发祥地，武汉没有出现声名远播的工业巨子；作为文教大省，武汉也很少学术大家。

从城市功能、城市生态、社会文化三方面来看，以上三种文化现象有其深刻原因，其生成原因则相当复杂。

关键词：汉商流派工业巨子学术名流城市文化作者简介：涂戈尔，男，1985年生，湖北天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涂文学，男，1958年生，湖北天门人，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研读近代武汉城市史，常常有一些问题萦徊脑海，难以释怀。

汉口作为“天下四聚”之一，十里帆樯，万商云集，是名震全国的商业中心，然而却并没有产生类似于晋商、徽商、广东帮、宁波帮的“汉商”流派；张之洞治鄂，建立起“自相挹注”的近代工业体系，“开一时之风气，树工业之基础”①，武汉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重要发祥地，但工业重镇却并没有培育出大实业家、大企业家；而自古就有“惟楚有材”美名的文教大省，我们也很难在湖北武汉的历史上看到类似于章太炎、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家。

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对于研究武汉城市文化不仅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性意义，而且对于当下繁荣武汉文化，重塑城市形象，也不无现实启迪作用。

一、商业码头怎未形成“汉帮”汉口开埠以后，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漕运中心，武汉往来商人货物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依据中国商业的常规，当某一地区的商业优势达到一定程度时，大型的地区商业同盟组织也会应运而生。

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生意闻名全国；徽商以淮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而宁波、广东帮在近代经营五金机电产品与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方面颇有名气。

在武汉这个大码头上，众多商帮风云际会，各领风骚，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据极重要地位。

随后，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而汉口与湖北本地商人势力则显得很薄弱。

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一评价：“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

”湖北省内虽然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也有打拼成功的事迹，甚至也形成了黄州帮、咸宁帮这样的商人集体，在近代湖北商业史上，对于黄陂商人，也有“无陂不成镇”的称号，这些都能够说明：湖北商人颇具向外拓展的精神和行商四方的勇气。

然而，湖北商人终究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也没有成长为像“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汉帮”之未成，原因是多元的。

第一，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

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有比较固定的行业和经营项目及品种，如晋商以经营钱业为主，徽商的盐业及典当业等。

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

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同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市设分庄多达75个。

从“日升昌”起，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

而徽州商人则控制了全国的食盐贸易。

清乾嘉时期，两淮盐业几可操纵全国金融。

胡适曾经说道：“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

”由此可见徽州人在全国经济命脉型行业的统治地位。

同时，徽州人所开的当铺遍及全国，江南各地的典当业绝大部分都由徽州人控制，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素有“徽老大”之称。

而湖北本地的商人群体，经营范围十分分散。

且影响范围多只局限于湖北一省，并不能辐射到其他地区。

比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在全国叫响。

虽然黄陂商人的名号全国闻名，然而他们所经营的业务多为小手工业，如磨剪子镪菜刀之类，同时结构极其分散，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

天门人闯南洋，也并没有涉足金融、矿产、实业这样的大型产业，而是进行诸如三棒鼓、挑牙虫这样的走街串巷的小手工营生。

武昌府咸宁商人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

黄州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

虽然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在湖北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并没有达到行业垄断的优势地位。

第二，湖北武汉商人经营方式分散而传统，一直不成气候。

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

连锁制即由全国的分号分庄，形成强大的商业网络。

而山西票号的股份制，作为当时中国先进的商业模式值得称道。

俄国人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对山西商号的股份制赞不绝口：“有些商行掌控了整省整省的贸易，甚至整个大区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

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现代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

当前在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行。

”这种先进的经营方式，不仅扩大了晋商自身的经营规模，也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

湖北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城市的湖北商人，也大都缺乏联系，有利益纷争时甚至“窝里斗”。

其三，湖北武汉商人缺乏共同一致的商业理念。

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利好义”，“以义取利”，“贾而好儒”。

晋商追求诚信立业，崇拜关公的诚信义气。

汉口的山陕公馆内有着汉口最大的西关帝庙。

各大山西票号经营的事迹中也多是诚信待客的例子。

广东、宁波商人勇于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产业。

湖北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商界对其有“精明滑巧”的负面评价。

第四，湖北人在外的公共凝聚力较差，不够团结。

表现为与徽商晋商宗法家族地域观念强弱的差异。

一个地域之内的商人在外地有凝聚力，主要以会馆、公所为纽带。

会馆供同籍商人聚会与议事，同时从事文化活动，如演出，投资兴办义学，教育同籍客居者后代，从事慈善事业资助寒士等联络乡帮情谊，共同创造商业机会与市场。

这样的习惯在晋商、徽商、宁波商帮、广东商帮中都极为盛行。

在汉口，山西商人的山陕公所；宁波商人的浙宁公所；徽商建立了新安书院，所聚集地也形成新安街，新安市场。

而湖北武汉虽在外地如北京等地也建有湖广会馆且气势宏大，但商人在其中所占比重极低，多为联络鄂籍官员和读书人。

湖北商人并没有很强的宗法家族观念，行事行商方式多自由散漫，有一首《汉口竹枝词》就道出了湖北人和徽州人的这种差异以及湖北人的散漫作风：“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州礼貌庄。

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时读文章。

”②二、工业重镇缘何缺乏实业巨子在武汉的近现代民族工业史料记载中，武汉本土创办实业的创办人与投资者寥寥无几。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由武汉或湖北本地人投资经营的实业，如汉阳周仲宣创办的周恒顺机器制造厂，武昌徐荣廷的汉口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江夏人李紫云等创立的汉口第一纺织公司。

但是，对于这些企业，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有很形象的描述：“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

锻冶、染业、木工、石匠、织物业、家具制造业等，犹不免于用手工。

”对此张之洞也有同感：“惟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既然湖北本土商人都不愿投资实业，那么，抢滩近代武汉工业，填补民族工业投资空白的诸多企业家就多为外地来汉商人，汉口燮昌火柴厂和既济水电的创始人为浙江宁波商人宋炜臣；汉口最大的机器制造厂扬子机器厂是华侨商人顾润章与王光合办；汉口的大面粉生产商申福新(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面粉四厂)是来自无锡荣氏家族；而历来为武汉历史所称道的汉阳铁厂，承办人是以上海人盛宣怀为首的上海商人集团，曾经承租布纱丝麻四局的是在汉口的广东茶商韦紫封。

清末至民国早中期，汉口商人工业投资主要在纺纱、织布、面粉等轻工业方面，在重工业、机器工业方面则不敢投资，即使有也是外地人居多。

据统计，1895年至1913年，全国共设厂矿549家，资本投资总额12028.8万元，其中武汉设厂矿28家，占5.1%，资本投资总额为1724万元，占14.3%。

这种比例仅低于上海而远远超过广州、天津等大城市。

到1936年，武汉共有工厂516家，资本总额5148.66万元，年产值18851.76万元。

其中轻工业在轻重工业比重中，工厂数占76%，资金占68%，年产值约占90%。

轻工业中纺织和烟草工业占主导地位。

资本额，纺织业第一。

从一地来说，工厂总量大大超过清末，但武汉工业在全国的地位逐渐下降。

如纺织业在张之洞时代曾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但1930年后逐渐衰退，1934年纱、布产量降至第八位。

武汉缺乏本土实业家，重商业轻工业投资的现象，并非到民国时期才为人发觉。

在张之洞主持湖北新政期间，这样的状况就已经引起注意。

当时人指责张之洞办企业思想保守，一味“官办”，认为其严重的“官本位”思想阻滞了武汉本土工业的发展。

而张之洞本人则大为抱屈，张氏主政湖北，振兴工业，希望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施行“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认为兴办民族工业，“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乘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长久”。

曾广向社会商界人士招租工业实业项目，武汉本地商人大多畏缩观望，并不积极响应。

“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③。

并且“讳谈洋务”。

同时，在与汉口商人的接触加深之后，张之洞对于汉商长久以来的积习也深感痛恶。

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曾这样评价武汉商人：“中国商贾积习，识陋见少，亦思依仿新式，办运新货，而偷工减料，货质全非……甚至有招集股份，意存诓骗。

”张之洞对于汉商的批评，从深层次的城市性格与城市文化方面来探究，与武汉长期以来的码头文化，有着深切关系。

汉口作为典型码头城市，其“转输贸易”的商业方式塑造的城市性格是导致武汉缺乏工商业巨子的最主要成因。

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区域，“九省通衢”。

拥有强势的水陆两栖货运传输通道，是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中转商贸市镇，有“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④之称。

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汉口乃至湖北商人习惯于中转贸易，并且将这种由水运枢纽区位优势所带来的商贸优势传承为汉口商人的商业文化。

而贩运中转的传输式“二道贩子”贸易，因其投资少见效快的速利效应，为头脑灵活的汉口商人所热衷。

人们称湖北人为“九头鸟”其实质是指汉口商人头脑灵活，悟性极高。

他们善于收集和甄别市场信息，灵活快速的反应市场行情，对于到港货物，流行热门商品的感知度极高。

同时因为固定资产的局限，武汉商人多不愿意注目于那些需要大额投资且资金回笼缓慢的实业项目，如纺织、冶炼这样的工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