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苏格拉底的自由观之比较内容摘要：庄子和苏格拉底作为中外哲学史上的两大哲学家都对自由做出了认真的思考，他们都主张追求精神的自由，但在本质和实现途径方面是不同的，庄子的自由是一种虚幻的精神自由，他否定一切主观的努力，其实现自由的途径是“体道”和“得道”，而苏格拉底却追求积极的精神自由，他希望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使雅典的自由民对自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其途径是通过对善性知识的追求使个人的内心向善，也就是个人伦理化。
这种分歧是和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分不开的，本文试对其加以分析。
关键词：庄子苏格拉底自由观对自由地追慕似乎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
可以这么说，人类所追求的一切目标都同自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殿堂里留下了许多人追寻自由的印迹。
透过他们各自的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对自由的思考和遐想以及孜孜不倦地追求。
虽然自由有着广泛的概念和多层次的含义，有意志自由、政治自由、人生自由、理性自由等。
但它并不是一种孤立的事物，它与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知识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庄子和苏格拉底是两个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度的哲学家，他们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但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都把自由作为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思考，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们的自由观念对东西方自由思想的发展意义深远。
本文拟对他们的自由观进行比较，以便来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自由思想，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对自由理论的探讨。
一、追求自由的终极目标——实现精神自由总观庄子和苏格拉底对自由的探讨，可知二者都是主张追求精神的自由，但由于二者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的不同，他们所追求的精神自由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庄子生活在狼烟四起的战国时代，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战争带来的恐惧、孤独、无奈、焦灼的生命体验，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那个时代仕途的黑暗。
他对“彼窃鈎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的不合理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统治者肆意妄为，残害人民，他们用仁义规范人们的行为，却以仁义为自己服务，庄子对此极为痛恨。
他反对礼乐仁义其实就是对其限制人的精神自由发展的批判。
他认为官场是束缚人们精神的藩篱，是失去人性自由可怕的陷阱。
于是庄子宁愿在贫贱中生活，也不愿去做官，宁愿做“曳尾于涂中”之“龟”也不愿做“供之庙堂之上”的“龟”。
他希望以个体的超越对抗社会的异化。
希望通过超脱痛苦的现实世界，从而在“清静无为”的环境中达到精神的自由。
因此庄子的自由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以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为现实背景，以个人对于这种异己力量的深切压抑感为心理前提的精神自由。
和庄子相比，苏格拉底生活的希腊，当时是奴隶主民主制的国家。
从公元前468年出生到公元前399年被处死，可以说，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由兴盛繁荣到腐败衰落的全过程。
自由是古希腊人不懈的追求目标，在与自然的对抗中，古希腊人将面目可憎的自然、社会力量转变为自身所能触及甚至能够控制的神祇，从而在精神层面上为自己获取生存的力量设定了一个乐观、自信的平台。
古希腊人正是借助这些神祇表达了征服自然、获取自由的愿望和壮举。
因此雅典的奴隶制城邦建立后，雅典的公民被称为“自由民”。
但所谓“自由”，首先是摆脱了生产劳动，是不事生产的“自由”，雅典公民没有辜负历史的宠幸，利用这个“自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可是在金碧辉煌的宫殿背后，却有着千百万奴隶的呻吟，希腊公民的自由是以奴隶的不自由为代价的，因而这种自由只是一个阶层的自由，而且是一个很小的阶层的自由。
虽然如此，它毕竟实现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同时也促进了雅典城邦的发展和繁荣。
但到了后期，在参加公民大会的贫民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和理智以后，雅典人就从没有选出一个像样的领导班子。
雅典的政权开始衰落，被雅典人民一直引以为傲的自由也被践踏了。
作为一个忠于政权的根本利益的好的自由民，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苏格拉底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是明白自己自由权利和自由目的的人，而不是空有人身自由人在思想上沦为奴隶的人。
精神上的自由才是最要的自由。
于是他主张“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从而真正将自由的实现建立在了自主的意识基础之上，也为其政治理论中的自由平等找到了伦理依据。
[1]从上面的分析可得知虽然庄子与苏格拉底都主张、追求精神的自由，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二、实现自由的途径——“得道”和“求知”庄子的哲学从本质上是关于精神自由的学说，他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生的逍遥游。
在庄子看来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体道”，从而“得道”。
“道”是道家哲学，也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庄子考察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庄子看来，“道”既是世界的本源，也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根据。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大宗师》）而万物的发展变化又遵循于道，“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冒，此其道与”。
（《知北游》）但道又带有神秘的色彩，“道不可文，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北游》）“道”也是绝对存在的，“自本自根”，不依存任何外在的东西，它超出时空的局限，“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
（《大宗师》）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目的性，也不受外在目的的支配，“无为而无不为”，“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
（《天道》）“道”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绝对地存在，超越时空的局限，没有目的和意识却使万物自然地发展和变化。
这也就是最大的自由境界。
正是“道”的这种特性从而成为了庄子自由思想的来源。
所以庄子认为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应以“道”为榜样，而形成一种“体道”的人生态度。
与“道”相同，庄子所追求的自由就是这样一种大的自由之境。
关于“体道”“得道”的具体方法，庄子也有清晰的描述即“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大宗师》）这也是庄子描绘的“得道”的过程，也即是有限进入无限的过程，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在宇宙生命进化的引领下，依次超脱了森然万象的外境以及作为其影身的经验自我，最终抵达超越时空、不死不生的先验自我——“独”，从而与“万礡万物以为”的宇宙本根融为一体。
庄子认为借助于“道”，个体的人可以摆脱自身的有限性，使有限的人生进入永恒。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与庄子不同，苏格拉底对如何踏上通往自由的这条康庄大道，也有其独特的见解。
与那个时代以前的希腊哲学家相比，苏格拉底才真正理清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实现途径即“求知”。
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理论，主张从个人的内心世界着眼，通过不懈地求知使人向善即通过个人的伦理化达到全社会的伦理化，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自由的人是明白自己自由权利以及自由目的的人，而不是即使有人身自由而在思想上沦为奴隶的人，奴隶不自由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失去了人身自由，而是丧失了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这种自由的丧失才是奴隶成为奴隶的标志。
自由只有在人理解了它的本意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因而实现自由的关键在于人自身的内心世界。
因此他认为人们只有经由“美德即知识”的修炼获得了善性知识，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从而能更好的认识自己，在享受自由权利同时，也很好地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于是在他的一生中，总是详细地、不厌其烦地采用追根究底的问答论辩方法来分析人的各种美德，如勇敢、虔诚、自制等，直到身陷囹圄之际仍恪守着自己的道德准则，不向法官献媚，即使死期将至，他仍拒绝逃生。
因为他认为，逃跑行为违背了他与城邦间业已达成的协议，是极不道德极不光彩的。
其哲学活动的基本目的也是追求真正的善，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从而想通过提高的道德修养使人们认识自己，认识到自由的本意，而这一切实现的根本方法就是人们对善性知识的追求，这也是他所认为的实现最终的自由的最好途径。
三、庄子和苏格拉底自由观分歧的根本所在：消极避世和积极入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庄子和苏格拉底作为中外哲学史上的两大哲学家都对自由做出了认真的思考，他们都主张追求精神的自由，但在本质和实现途径方面是不同的，庄子的自由是一种虚幻的精神自由，他否定一切主观的努力，其实现自由的途径是“体道”和“得道”，而苏格拉底却主张追求积极的精神自由，他希望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使雅典的自由民对自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其途径是通过对善性知识的追求使个人内心向善，也即是个人伦理化。
这种分歧是和他们对政治的不同态度分不开的。
庄子作为战国时代的平民知识分子，虽然只做过漆园吏一类的小官，但对官场污浊的认识非常深刻。
于是与以处处遵循礼仪道德规范，以挽救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相比，庄子更加愿意避世隐居，重在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而不太讲究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实际利益和权力，对社会政治事务和社会活动也是厌弃的。
虽然这些都说明了庄子对那个时代对个人和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冲突的深刻认识。
然而他未能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他对自由的追求也容易沉入到空中楼阁式的理想幻境之中。
与庄子相比，苏格拉底是一位关心现实生活的伦理哲学家，他一生都在积极地思考希腊雅典的社会问题，积极地去参与政治，并且去设法改善人的灵魂。
他时常就道德良善的问题与他人进行辩论，他希望通过对善性知识的追求，从而促成道德的改善，最终使人们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自由权力。
但在当时的希腊城邦生活当中，民主制度试图把人转化为政治的人，仅仅追求一种狭义的政治自由平等，这样的出发点导致政治权力很容易被一些不太高明的蛊惑者所把持，反而侵蚀了个人的自由与利益。
所以他做了雅典政治自由的牺牲品。
但他的死也引起了人们对雅典自由的极大思考，从间接的方面来看，他用死亡同时也证明了他所提倡的自由观。
正是消极避世和积极入世这两种政治态度造成了庄子和苏格拉底自由观的不同。
注释：[1]易兰：《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念》，史学集刊，2004年4月第2期，第102页。
参考文献：[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道·言·自由与美.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