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中国对日政策倾向摘要：日本是亚洲地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体。

但中国和日本自建交以来波折不断，两国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

两国在地缘，经济，资源等方面有着共同发展的需求，但在领土主权，历史问题方面也有着争议。

研究对日政策，可以更好的为中国建立国际形象，行使对外政策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关键字：中日关系政策趋向一、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台湾问题战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持有两面的态度，长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股亲台反华势力即所谓“台湾帮”至今仍在活动，不时跳出来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对领土的争夺，台湾问题将势必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影响力度，”台湾帮”会积极推动修宪，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法律依据，促使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使台海两岸的统一平添障碍；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使中日关系发展增加变数。

（二）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两国间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对于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两国立场不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钓鱼岛历史上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立场，同时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维持和平大局。

连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也仗义执言：钓鱼岛是中国古有领土，日本占有“尖阁”列岛在国际法上亦为无效，但是，1996年7月以来，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严重事端，竞然在短短5天的时间5次登上该岛，修建灯塔和其它标记设施：特别是日本众议员西村真吾也擅自登上钓鱼岛，并升起太阳旗，多次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

（三）历史问题从中日建交之初就充满着波折与坎坷，这一切均源于20世纪两国见得那场侵华战争，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从某种意义上也引发了日本民族全面危机的战争对两国人民的情感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关键是日本政界领袖能否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

胡锦涛主席曾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会见小泉首相时明确提及此点并指出：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

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这个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也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在各种不同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小泉首相亲自确认了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四）美日同盟问题中日之间的恩怨纠葛始终受到一个外部因素的牵引——美国的干预。

美国对日本和总共的政策是放在其“亚太战略”层面考虑的。

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关键伙伴，而美国子二战以来一直就是日本追随的对象，历任日本首相均把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石。

此外，美国也力图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势，以保证其亚太战略的实现与稳定。

二、中国对日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恢复邦交，迄今已历经40个年头，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恢复邦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从1972年9月29日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恢复邦交，1978年8月12日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政策基本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恩来总理的日本馆及其外交思想中。

在当时新中国成立面临的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将中日恢复邦交作为一项这关重要的国家事务是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长远打算出发而确定的。

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中国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解决国建安全问题的重要环节。

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通过实行“求同存异”，争取“和平合作”，达到“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经济上互通有无，技术上相互学习”的目的。

（二）充实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内容，对日关系趋向灵活务实。

在1979——1990年期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在对日关系上，邓小平继续了周恩来“务实”外交的思想，为中日关系诸如了充实的内容。

三、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本政策倾向。

（一）从国内层面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面临的主要任务与挑战。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是其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期。

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保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水平继续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结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分离局面。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丰富历史遗产和“主体性”文明与文化的国家，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历史角度审视和理解，而且也必须从历史角度加以解决。

对日本来说，其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决定了日本是一个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立足点的“杂交国家”。

在今天，日本的发展面临严重的。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在21世纪初仍然疲软；政治体制在结束了自民党长达55年的一党执政格局后，而进入了多党纵横联合的“混乱”局面；谋求多年的“西方成员”身份至今未被接受，是继续塑造“西方国家”形象，还是“重返亚洲”举棋不定，因此，21世纪，对日本来说，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重新给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定位”。

（二）从地区层面看，冷战后中日两国面临的主要课题。

中日是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打过和强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不仅扮演地区力量中心的角色，为切实沟通本地区和其他大陆与地区的重要媒介与桥梁。

亚洲的声音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和日本传递给世界的。

因此，如果亚洲真正能够实践人们“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的预言”那么，中日真正的和解与合作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三）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国际格局构建中的作用。

21世纪，世界在经历了战争与发展之后，正面临重大的过渡与转型。

零和游戏，军备竞赛，资源竞争等等与战争，冷战思维想联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面对全球化，全球议题和共同利益等等有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环境，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中日两国作为在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何定位与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四）21世纪中国对日战略与政策走向。

中国对日政策大致可以浓缩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八个字。

应该看到，在涉及民族情感的问题上，中国对日政策是没有多少回旋空间的。

因此，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以及两国回复邦交以来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台湾地区问题上，中国方面态度适中十分明确：历史不容否定，中国内政不容干涉。

政府在引导本国国民建立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尊重他国自主处理本国事物的权力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对日政策历来明确区分日本民众和日本政府，抗议和反击针对的是日本政府不敢担负起历史责任，缺乏独立性的言行，对于日本民众一直是本着友好交往的原则对待的。

对中日之间可能的合作领域，中国方面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地开拓与推进，希望为中日友好建立起身后的基础。

从两国国情看，中日之间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都十分广阔，关键在于民族和解和相互信任的心理基础上不具备。

在这方面，日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也很多。

四、中日发展方向在全球化条件下，中日之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而且有必要致力于形成一套控制和管理政治摩擦的机制和措施。

例如，每当因“历史问题”发生政治摩擦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到中日间其他领域合作的进展。

两国可以采取一方面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不断促进和扩大共同利益部分，逐步使负面因素在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

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利用经济手段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形式之一。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和核心，鉴于中日两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也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交汇的基础和核心。

发展中日经贸合作既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体现，而中日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之间的体现。

由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中国政府持有大量的日元储备，既化解了日本的财政危机，也避免了日本爆发通胀。

总的来说，是中国让日本摆脱了危机、从失败的困境走出来，也是中国让日本重新恢复信心、顺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如今的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已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足以左右其经济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

因此，中国可以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影响日本对华政策。

这样，既可以发展中国自身经济，也可以改善中日关系。

加强两国民间交流，重新认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继续发挥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民间友好党团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领邦，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地理上来说，两国的发展都需要对方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两国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日本一直认为中国是其实现“大国梦”的障碍，一直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但很明显，中日不是60年前的中日，世界形势也不是60年前的世界，只有两国合作发展，互惠互利，才是长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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